治史的私心─「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圓桌座談會」的一點補遺
梁寶山
先說一個故事：
七月，接到出版社的一個電話，問我有沒有 興趣替一位前輩畫家編本口述史小書。萬事俱備，只欠一個編輯加以整理。有機會編輯前輩的史料，當然與有榮然。自從天星事件發生以來，雖是疏於做最前線工 作，但碼頭上一日有人，心裡總是一日難安。而在這段日子，最能安慰忐忑心靈的，不是別的，而是回到案前，細讀這份口述史稿。細味着前輩從戰前開始的經歷， 讓我看見了我‧城的來歷。前輩熱衷於自我的尋求，並不怎麼參與所謂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夜裡，我冷不妨會讀到這樣的一句：
「在大會堂落成前的一個藝術節，場地選了在天星碼頭的東翼。」
已然錯失的歷史，霎時在螢光幕前靈光乍現，註定失敗的運動，卻彷彿一切都是值得的。座談會上黎肖嫻形容這是breathing life into history[為歷史注入生命]。但我想說的是，這偶遇，其實是歷史為我們的當下注入生命，或難gag講句：「……忠告並不是問題的答案，而是對一個剛開展的故事作出如何發展下去的建議……忠告和具體生活的線條編織在一起就成了智慧」(counsel is less an answer to a question than a proposal concerning the continuation of a story which is just unfolding […] Counsel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real life is wisdom.)(本雅明：《說故事的人》)不明來歷，無以謂之「我城」。而現下橫躺在我們-藝術家面前的，就只有一片新填地「西九」，四十公頃的滄海桑田，史無前例。難怪這陣子友儕間竟然會交相聽起杜煥的南音來，以回想那是一個茶樓仍有雀籠與南音的油麻地，文化的集散地。
座談會的前半部，有人提出宏觀與微觀、語境、歷史的時/空觀念、語言的不確定性、世界藝術史中的概念翻譯、甚至藝術教育中的藝術史等問題，礙於時間關係，均未能深入交流。其實我好想插咀問，在動筆以前，是不是要先問問自己為何要寫歷史？而香港-藝術-史又與我/們何干？在「歷史-城」讀書組的第一次聚會上，我搭咀說：「I am not a historian. 」(當日討論以英語進行)換來黎美蓮教授「碌大雙眼」在臉上掛了個問號。說這話一來是想為自己的疏於職守開脫(自己明明唸的是藝術史)，二來是不敢班門弄斧。這次為了準備講座，盤點一下年來與藝術史能攀點關係的文章，竟發現濫芋充數的12篇/冊當中，都顯見了治史的「私心」：
為將來而寫的歷史：
《伙炭：工作室開放計劃2004》
《Q[蹺]K[蹊]─陳育強標本集成》(編著) (2003)
《楊秀卓紅色二十年》(編著)(2002)
《從過渡跨越千禧─七人視藝評論自選集》(與黎健強合編)(2001)
《Para/Site 1996-2000》(編)(2001)
關於歷史：
「回歸十年─未能激進的香港藝術」(2007)
「談《從現實到夢幻》，兼評《香港美術史》」(2006)
「作為中國現代藝術的香港藝術──與高名潞先生商榷」(2001)
「中國文化的幽靈──論《當代香港藝術2000》」(Para/Site之友口述 梁寶山筆錄 陳啟賢增訂)(2000)
歷史回顧：
「香港藝術的四種話語(講義大綱)」(2007)
「『行為藝術』的歧義─處身其中的幾點觀測」(2006)
「期待跨越女身的女性主義」(2004)
這是一張非常失禮的清單，當中可以算得上是為香港藝術提出某一種歷史詮釋的，只有零散的四篇「歷史回顧」。而更多的是「關於歷史」的書寫(或勉強可謂探討historicity)， 主要是與其他作者相榷，或只能算是沒有下苦功的風涼話書評。反而下了苦功，又難以定義為歷史著作的，我把這些都歸類為「為將來而寫的歷史」，因為當中雖然 也有詮釋個別現像或評論某種創作方式和作品的，但題材晚近，寫來是刻意地為當下狀況立此存照，為未來寫史的人留下一點線索。
寫歷史不是要秉筆直書(disinterested)的麼？為什麼說是出於私心？記得上Griselda Pollock的課，她對搞創作的同學要求是「theoretically-informed」，即是就是做創作的，也不能對理論無知。我覺得這話也可以改頭換面成不能對歷史無知，說得老套一點，就是前人行過的錯路就不要再行。所以我想知道楊秀卓為什麼要在80年代的香港做那些「禽獸不如」的行為藝術，對我們已經過渡的香港有什麼可以借鑑的地方。所以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在陳育強老師面前總是很少拿得到高份，是什麼的師承與文化氛圍會培育出他(那一代人)的美學準則。而因為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制肘，和殖民政治的陰魂不散，我(們)才會對把香港史納入中國現代美術史而反應過敏、吹毛求庇。我不知道這能否解答黎明海教授香港藝術史時，學生缺乏治史興趣的問題。但對於我，創作還是書寫，從來都不是在一片歷史真空裡能夠進行的。而我很記得有一次科大衛教授為中學老師演講，他說與期編寫一部香港史讓大家來讀，不如促發大家對香港史的興趣，然後一起來寫香港史？(大意)
我曾經苛責宏大敍事的歷史書寫，聽罷座談，越發覺得問題核心好像並不在宏觀抑微觀，甚至不單單要做到「越多作者越好」的理想狀態，而是不同的歷史書寫之間有沒有對話的意願。我同意官綺雲教授的說法，當我們讓空間 (地域)蓋過時間觀來定義香港藝術史，便總會出現以差異為主的格局(但這似乎只困擾香港「藝術」史而沒有困擾香港史)。可是我更關心的是無論是宏觀也好、微觀也好、以地域抑或時間框寫香港藝術也好，如果歷史書寫只是各不相干的囈語、而缺乏對話誠意和發話對像(正如陳育強教授問：「香港藝術史對普羅大眾能有什麼貢獻？」)，香港藝術史便只能永遠停留零散而「有好過無」的草創階段。所以我會欣賞簡括而老實的《香港都市雕塑導引》，因為是雕塑家作者(戴尚誠)的自身關注的伸延，亦考慮到簡便導覽的閱讀需要，如果能把原本可能只關心自家創作雕塑的朋友也與媒體(雕塑)和地方(香港)的歷史連結起來，是很好的起步。而我之至今仍不能對朱琦的《香港美術史》釋懷，是作者既對其研究對像欠缺道義上的關心，更把研究者應有的責任諉過於人，缺乏溝通誠意。
這又回到我先前的提問，到底，我們為什麼 要寫香港史，和語言的不確定性？近日有關香港身份的議題再度浮上水面，有人認為「本土」是一種本質主義的說法，對論述以至運動都有致命傷，應以揚棄。然而 當某一種身份、文化被壓抑、消音的當下，一種簡括簡明，手到拿來的武器，是否更為急切和適當？正如「集體回憶」後來雖然被何志平挪用在保育議題上虛愰了一招，但卻從此留下了一條長長的尾巴，為保育運動在建制內打開缺口。前陣子有關香港藝術「私密性」的討論，亦是很好的示範。不斷的補充、增補、再定義，是一種磨人的過程，卻正好用來段練我們的能耐與意志，並從無盡的商榷中讓主體日益滋長。換在這次座談會的議題上，我會形容香港-藝術-史是一種且戰且走的書寫，是與客觀事物的主觀連繫(subjective connection to object/ivity)。
這是一場早就應該開展的對話，得感謝劉建華玉成其事。由於座談那天我狀態失準，所以這是我對這個計劃比較完整的回應。
註：「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圓桌座談會」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及mMK主辦，於9月29日在香港藝術館舉行。事前由劉建華組織了約四次讀書組，共同探討藝術史書寫的種種。
所以讀過了何慶基對九七前「香港文化系列」展覽的懺悔式總結，在整場天星與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中，都沒有忘記每星期天在這一帶聚集的菲庸，這是在定義本土的過程中因為沒有望記歷史而有的進部。見Oscar Ho, “Hong Kong: A curatorial journey for an identity”, Art Journal, Winter 1998, pp. 3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