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與地獄─香港藝術之城市觀察」系列之三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由2005 年開始籌劃以 來,在藝術小圈子裡是非不斷。先有針對個別主事人的流言、繼有租金水平過高(尺價6元)的投訴,茶杯裡的風波,通常都只是「呢到講呢到散」。直至去年年底 「中心」正式向藝術家和團體招租,按資歷劃分成三個租值組別,最低租金由每平方尺3元起(每尺1.5元管理費另計),流言煙消雲散,約一百個單位超額認租 五倍,並預計於2007年末開張。加上附近另一七層大廈經典美荷樓,將格外開恩被保留下來,並可能改作公屋博物館─換句話說,政府正積極透過重建來開闢所 謂的深水埗文化帶。這 座剛好有 三十年樓齡、坐落在深水埗,即全港最貧窮社區之一的「石硤尾工廠大廈」,與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七層大廈為隣,見證着家庭式山寨廠的興衰。大廈今天「脫 貧」成功,搖身一變成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石硤尾」的本土座標給刪去了,成為繼「伙炭」、「柴灣」、「官塘」等自發生成的工廠藝術區之後,全港首 個由政府規劃出來的藝術村。觀乎「售樓書」圖則,中心臨街的出入口只有白田街一個,空間格局以內向為主,輔以落地玻璃,中心內食肆與工作坊一應俱全,與深 水埗一帶以街道為主的開放式平民公共空間大相徑庭,脫離該區原有的文化經濟脈絡與空間特性。北京有798藝術區有毛主席萬歲大字,倫敦有大煙囪Tate Modern,香港則有公屋地標─都是借用工廠地標變身成歷史佈景板,然後不知不覺的把草根社區士紳化。
都市空間失衡
香港要向所謂創意經濟轉型,被犧牲的正好是勞動密集的「低技術」工人,而深水埗正是重災區之一─大陸新來港移民、南亞及非洲合法或非法移民、老人、失學青年。我無意浪漫化草根階層能屈能伸的「美德」,但依仗着唐樓、排檔、街道、街市(不 是市政大廈)、前舖後居等形成的生活智慧,的確能讓小市民搵兩餐。新近由SEE網絡與理工大學設計系合力泡製的「小作業大智慧」研究展覽及工作坊「小作業 大智慧─深水埗手工業者展覽」,就是重申基層手工業的空間特性,以說明地產發展主義的商場和平台屋苑,如何扼殺這些手作仔的生存空間。打着「創意」旗號的 賽馬會中心,正好重新整合小規模生產與作業者的互惠關係,但招租過卻只集中在「藝術界」內進行,變成了藝術界的獨腳戲。一旦美荷樓也變成了由專業人士主導 的博物館,原來屬於草根社區的生活與工作空間將進一步縮小,招募街坊來為自己被扼殺的生計作「導賞」,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
參 加工作坊 那天,擠擁在大堆非深水埗區的參加者當中,我看見一位老婆婆,弓着背在鐵絲網外不好意思進來。我主動招手,說是「有野睇」。婆婆才慢慢的走近。步入中亭後 她告訴我,她從前就是住在隔隣,搬了上新型大廈,雖然不用再爬上樓梯,街坊卻各散東西,無失去了聚腳的樹蔭與長登。 婆婆欲哭無淚,我愛莫能助。而上周由社區組織協會策劃的「活在西九」,以桂林街一幢四十七年樓齡的大廈為基地,地下是導覽圖中老店「陳振潮」菜種行,正待 舉起相機,便即時被坐陣的老闆大喝一聲:「影咩呀影!」社區被先被市區重建打造成藏污納垢的舊區,繼而被中產階級時光倒流成「集體回憶」(公 屋、板間房、砵仔糕與人情味),但對於身在其中的居民以至作業者,社區仍那是有血有肉的生產和生活空間,並未成為過去!家居與建築之所以幾十年不變,不是 因為街坊特別懷舊,而是草根階層花不起錢追逐宜家每季新款式。工作坊當日,有參與者覺得耀東街大排檔與車房和工場為隣並不合理─如果我們嘗試跳出消閒的邏 輯,大排檔是為迎合工友需要的食肆,當然就是靠近工作的場所。所以弔詭的是無論由旅發局、市建局以至非政府組織倡導的「舊區活化」計劃,都離不開把活生生 的社區定格在特定時空(嘉咸街變成「老店街」又是一例),又或把多元的文化面貌單一主題化。而以旅遊和消費主導的「活化」計劃,只會壓抑社區的生活和生產 的空間需要。
創意工業定義必須拉闊
西九一役,加上通識成為指定課程,打着「ART& LANGUAGE」(通常只用英文)旗號的畫室在中產社區像雨後春筍。自少能沉淫在英語學習環境兼有閒暇和車資參觀博物館的小朋友,將會成為社會棟樑;而 草根社區沒有電腦、未能支付車資參觀博物館、上劇院的小朋友只能安份守己讀死書,還是難望單憑學業成績入讀大學。深水埗社區的問卷調查發現,少於半數居民 知道區內將會設立「創意藝術中心」。我想,如果再追問下去,要居民在藝術中心、醫院、社區中心、電腦商場、工廠之間再作取捨,藝術中心一定敬陪末座。有一 次和該區社工參觀伙炭開放日的一個畫廊單位,她想知道更多關於展品的資料,卻遭員工冷待。我們當然可以把這現象合理化成社區與藝術各不相干。然而這不等如 草根階層沒有文化、或沒有文化需要,所以無緣置喙創意工業,情況剛好相反:1. 多元的民間智慧正是創意的泉源:花牌、紥作、大排檔、滕器織造、車衣、打鐵、小販等,既是草根社區的文化結晶,亦正好為藝術家供提小規模而零活多變的技術 支援和生產配套;2. 貧窮不只是經濟的文題,更是文化的問題。商業運作的文化設施不會照顧弱勢社群需要和付擔能力,才造成草根與「主流」社區壟文化資本上的差距。香港的堅尼系 數正在上升,如果公營機構策劃的藝術中心將來只成為專為附近豪宅服務的「會所」、又只為滿足精英份子的「國際化」想像,則中心的設立只在劫貧濟富。
沙士之後,政府曾一度提倡本土旅遊,銳意把全港十八區變成「區區有睇頭」,雖然這大計隨經濟復甦被遺忘。然而新興的社區運動,卻趕在推土機臨門之前重構社區特色,以文化策略(茶 果嶺、藍屋、老圍、利東街、茶果嶺……)向全港市民示好以自保,這一着實在是釜底抽薪。豪宅的金漆大閘與嚴密保安,能阻隔狗仔隊的鏡頭,甚至成為人家的屏 風,富貴人家不斷把公共空間私有化(周日中環的商廈,會聘請保安員驅趕站在廚窗前的菲傭!)。但一簾之隔的板間房,卻肯定敵不過八掛市民的相機;可以用來 睡午覺、搓麻省、晾曬衣物、臨時工場的走廊、樓梯、後巷、天台甚至康文署公園,肯定敵不過重建計劃與旅遊形像工程的掃蕩。在為弱勢社群爭權發聲的同時,我 們實在得小心掉入懷舊的陷阱,甚至把窮貧奇觀化。而但我亦不禁要問,為什麼我們的城市就是越來越不能接受生活原來就是平平無奇、無咩好睇?當我們的生活都被主題化之後,我們還能在那裡找生活?
在市政局總攬文化設施與資源的年代,我們曾經以為公司化和自由市場將能夠為我們的文化面貌帶來新局面。近年躍躍欲試的地產商和大企業,商場變身藝術展場、地產附帶文化設施是大勢所催,狹義的文化經濟,是繼Gucci, LV之後再引入de Vinci。貫徹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讓市由市場來打造我們的文化面貌,看似能提供更多選擇─如果嫌朗豪坊的「橡根人」不合口胃,可以到IFC看畢加索。然而商界無責任為弱勢社群謀福祉、為公民社會締造共識,結果只是各自為政的分眾市場,而不是普同的文化權利。康 文署的節目不合市民的文化需要,我們尚可向政府問責,但商場以公關思維策劃的藝術節目或公共雕塑,如果有違社區福祉、甚至進行言論審查,我們又可以向誰投 訴?縱觀這幾年藝術界與商界的「磨合」,與社區一樣「雙輸」。配合公關大主題,低廉或零創作費,還要出賣作品版權,不能搞顛覆小動作(見文晶瑩:「難道又是一個藝術檢查的例子嗎?」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61080&group_id=16 並最新的「創意列車」比賽章程http://www.rthk.org.hk/special/aru_creativetrain/ )。以創意產業代替文化政策,是公共空間的失守。
曾特首拿「社會企業」作為競選政綱,我不知道是否有名有實。如果創意工業能夠與社會企業配合發展,應是一條可以試探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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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斯十年前對香港文化狀況的「詛咒」,是以歷史掩蓋歷史和現實。我們終究是沒有進步過,到了今天仍然適用。Abbas, Ackbar., Culture in a Space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亦可參Mathew Turner, “Building on Appearance”, Hong Kong Four-cast,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pp.6-7.作為解咒。
- 有關公共房屋的想像,只要親身到深水埗一行便知與我們想像的距離。或近日陳炳釗執導的「天工開物 栩栩如真」,亦有所啟發。
-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未刊稿)
- Mark Hutchinson, “Four Stages of Public Art”, Third Text, vol.16, issue 4, 2002, pp.46-438.
- 德利克(Arif Dirlik),張歷君譯:「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中外文學》,第34卷,第1期,2005年6月,23-43頁。
- Sharon Zukin,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放長線吊大魚─文藝場域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