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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2008

殖民地的現代藝術(完整版)

租界‧殖民地的現代藝術
原於《明報》「世紀版」「租界」專欄連載
(由2008年5月5日至17日,周日除外)
梁寶山

*本文比刊2008年8月號《字花》更詳細,是為本文的終極版。


(圖:《好望角》第11期。)

(圖:配合《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韓志勲千禧自述》整理出來的香港六、七十年代文藝地圖。歡迎轉載錄用。敬請刊登出處。)



第一篇 序言
圖:Quart Society沙磚 廿豆 官塘 富德越界、過渡、打開、Mag Paper、PS、香港視藝、E+E

《明報》黃靜來電為騎劫「世紀版」一角的「租界」專欄邀稿,着我寫香港藝術。年少出道,不知天高地厚,在開幕裡亂轉一圈,便寫成所謂藝評,往往洋洋灑灑幾千字。當時適值九七回歸的政治狂熱,對超然於當下社會政治的藝術既感不屑,復對傳統媒介不甚了了。怱怱十年,分身擔演過藝圈不同角色,磨爛青春與熱忱之餘,換上西九新篇卻總覺事不關己─從Fringe到Quart Society到工作室、從Para/Site到油街、從裝置到新媒體,還有進念、沙磚、城市劇場、廿豆、Microwave、videotage、MOST、公社、Z+、1a、AAA、牛棚、伙炭、柴灣、官塘、富德、Arts School、SCM、BU、創意書院、Art Fair、雙年展、青文、樂文、田原、洪葉、東岸、文星、阿麥、序言、echo、越界、過渡、打開、Mag Paper、PS、香港視藝、E+E、a.m. post、White Text、Muse、众獨、月台、字花、讀好書、Timeout、進一步、Artopia、MCCM、廿九几、Page One、Asia One、CUP、Up、Hanart、Gallery 7、John Batten、Osage到創藝中心與C for Culture ─不能盡錄的走了一大圈。時下策展成風、雜誌回生、展覽講座無日無之形勢大好,但看展覽入劇場,動人作品卻越來越少,越發覺得太陽之下無新事。無緣北上,更無法轉行。適逢江瓊珠找我為一位老前輩編書,唯有暫借歷史遮蔭,查找香港藝術的前世今生。上述開列,是90年代出道文化人的集體回憶;往後幾篇文字,是對前人的拾遺追跡。(刊2008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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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地之一
圖:《好望角》代創刊詞 香港藝術節(多圖) Mobile Art Show (另1980年代流動藝術) 天星碼頭現狀 信和─香港藝術


殖民地與現代藝術,聽來各不相干。身為大英帝國的遠東子民,好處是由語言到城市建設,都容易與「國際」接軌,但壞處是就算是搭上了便車,卻不保證是能達終點。藝術界的奧林匹克,在城市爭相濫辦雙年展之前,一直由三個老牌雙年展主導,分別是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1895年創辦)、巴西聖保羅雙年展(1951年創辦)及德國卡素文件展(1955年創辦)。雖說藝術比試不比奧運聖火般政治敏感,但在全球化以前,民族國家作為想當然的文化單位,仍是這些國際展覽的入門卷。翻閱韓志勲先生的口述回憶,一件舊事,尤為氣結。韓先生早在1962年,即加入「現代文學美術會」。翻開會刊《好望角》,不是李英豪推介歐美文學、便是呂壽琨或王無邪為現代藝術和抽象繪畫作的「辯護」。1963年《好望角》代創刊詞中,有這麼的一段說話:

「我們並不是孤立,空想的一群,我們確切認識到多年來當代文學各主要問題已在各報章副刊及雜誌上熱烈討論過,而繪畫中的『抽象』漸被認識,大會堂美術館第一批購入的永久藏畫,大部份均是本港新銳現代畫家作品。凡此種種,皆是「文學藝術植物能夠繼續生長的證物。」

新時代、新建設與殖民政府開出發的文化期票,對當時這群大部份仍還只是二十出頭的「番書仔」來說,可謂充滿憧憬。急不及待大會堂落成,1960年韓先生與第一代的現代藝術家包括呂壽琨先、鄺耀鼎及白連等便在天星碼頭東翼舉辦畫展。1963年,土生土長的現代藝術漸成氣侯,韓先生與郭文基、金嘉倫、林鎮輝、尤紹曾、文樓、潘士超等組成了中元畫會(後來再加入王無邪、徐榕生與易宏翰等)。1962年3月大會堂美術博物館開幕,開幕前兩個月才聘任了約翰‧溫訥(John Warner)為館長。沒有藏品的藝術館,唯有以臨時展覽充撐i。5月至7月舉行的「今日的香港藝術」(Hong Kong Art Today),透過邀請和公集開徵集,共展出120件作品,是為開埠以來首個開宗明義以「香港藝術」為題的展覽。同年還有由美國人Dorothy Swan(士璜女士-後詳)於尖沙咀漆咸道開設的雅苑畫廊(Chatham Gallery),和1963年由尤召曾先生開設的三集畫廊─香港藝術家終於正式「走入畫廊」。然而有了「下層建築」,並不代表香港藝術家從此吐氣揚眉。1970年,當韓先生得到美國洛克斐勒三世基金會獎助到訪巴西,獲邀參加聖保羅雙年展,才知道香港原來一直都有獲邀,只是通過英聯邦轉達,中途卻給殖民地官員溫納擱着了!沒有民族國家身份,「香港藝術」無法在「國際」立錐,而這一擱就是三十年。2002年香港才從官方途徑,以「中國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ii(刊2008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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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地之二
圖:聖斯酒店(黃波般寫生稿) 聖約翰堂 雅苑畫廊 雅苑在《好望角》廣告 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會刊封面(由文樓設計) 信和的火炭廣告

續談現代藝術之「地」。在建成大會堂之前,香港根本沒有專用的「文娛藝術設施」。在此以前畫家辦畫展、畫會舉行雅集,惟有租用或租用酒家、酒店、百貨公司天台大堂或和教堂iii。上文提過的雅苑畫廊,《好望角》第二期曾與史璜女士作過詳細訪問。畫廊地址在漆咸道103號,原址大廈已經拆卸,應為舊式商住大廈,佔地兩層。畫廊東主士璜女士(後隨夫姓Brown),是拔萃女書院教員。當時漆咸道一帶才剛填海、今日尖沙咀鐘樓仍是完整的九龍火車站,鐵路沿海而建。據現存照片所見,畫廊雖然不大,但當時的繪畫作品畫幅較小,仍未習染博物館式巨構,佈局舒適、光線柔和。畫廊除了展出海外藝術家作品外,似乎與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諸位關係尤為密切,曾展出潘士超、張義、林鎭輝、金嘉倫、呂壽琨、韓志韓作品。呂琨壽更曾借用畫廊授畫,遇有外籍學生,偶由韓志勲作翻譯。除此之外,還在雅苑還在每期《好望角》刊登廣告,畫廊與畫會共生,為藝術家代理作品,又以廣告回饋畫會。然而外國人在殖民地多為過客,1967年香港因文革而政治動盪,加上士璜女士再生一兒需顧照家庭,遂於1967年結束畫廊生意偕夫定居美國,直至1998年逝世。

月前遊逛著名時裝品牌的Mobile Art Showiv,沒有碼頭的天星停車場涼風熠熠。也許是歷史的玩笑─舊日前輩藝術家致力走入畫廊,今日藝術家卻努力走出畫廊,走入商場、走入貨櫃、走入消費雜誌,與商品交換角色,爭與廣告親近群眾。(刊2008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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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地之三
圖:2008年7月7日信報文章插圖 羅家英廣告

有雞先還是有蛋先?有場地先還是有藝術先─that is the question。「政策」落入文化圈視野,我最早的印像是九十年代初,由文化界應否爭取加入功能組別的討論引起。榮念曾、黃清霞、洪清田、周凡夫、蔡仞姿、陳育強,還有當時的年青才俊胡恩威和梁文道,於《信報》、《明報》、《華僑日報》和後來的《越界》(後二者均已停刊)發表文章,時與藝評平分文化版春色。當時社會普遍少談藝術,文藝政策更乏人問津─情形剛好與西九時代只談謀略不談藝術相反。那時剛進入電腦年代,「硬件」「軟件」的在報刊上刀來槍往,真是潮氣十足。畢業不久遇上兩個市政局迴光反照,史無前例地紛紛發表報告與諮詢,我也牙牙學語的說官辦文化只懂搞硬件。然而近年出席無數西九論壇,潮語變成腐語,我也開始搞不清楚到底瞓覺係咪真係要有舖床v,只見沒有舞台的「好戲量」街頭聚眾vi,令警方頭痛。

又是余生也晚,我的電影回憶只有藝術中心。在未有火島電影會和電影文化中心以前,「第一映室」(Studio One)只是道聽途說。想按圖索驥,想找出映室地址,詢問前輩和電影資料館朋友,才知道「映室」原來不是一個場地。戰後香港戲院雖多,卻從不播放「藝術電影」,零星的放映活動,均侷促在香港大學陸佑堂、工業專科學校(理工前身)和舊告羅士打行的英國文化協會。大會堂成立,促發影癡從用家變行家。十來位外籍人仕向海外發行商直接買片,以會員制方式穩定觀眾與財政來源,定期在大會堂播放電影。籌委會當中有政府官員、商行和港台職員,因利成便到外國選片。第一映室全盛時期會員曾多達3000人,何弢(及傳聞中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也是活躍成員之一!vii(刊200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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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地之四
圖:第三空間─1960年海運大廈 希爾敦酒店 狹隘家居(韓天台屋)

翻開的1997年《香港九七文化視野文件集》,赫然發現原來早在1992年中文大學已經舉辦過「公共空間與公共文化國際會議」。溫故知新,才醒覺原來在時代廣場搞野餐派對真是「娘爆」,難怪要勞動九倉大賣廣告指我們走向「民緒而『私地公有化』」(原文錯字照錄)。1960年代冷氣商場與咖啡店曾經是新鮮事物,現代科技夾雜西方時尚的舶來品,文藝青年茲以為身份像徵,揮別過去酒樓茶居的中式公共空間。陳冠中曾有文章詳述海運大廈的巴西咖啡viii,它之所以曾經盛極一時,也許亦與中大校外課程及英國文化協會均曾設址在星光行有關。除此之外,上文提到的雅苑畫廊,附近亦有雅閣咖啡室,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諸君最愛流連。咖啡雖貴,但喝一杯可「磨」到打烊,是擠迫居住環境以外讓文藝青年透透氣的好地方。而格調更高的,則有酒店咖啡室,從天星「過海」便是文華和希爾敦酒店,最宜與畫廊洽商或「溝女」。如果硬套哈伯馬斯的公共場域理論,這正是同文凌柏年、曾瑞明與小西一再糾纏的沙龍文化小資場所,而文藝青年x公共場域的結果是做造了我城現代藝術第一波。難怪政府堅持西九一定要以綜合方式發展,以商店食市帶旺人流。然而倒退的是由馬家輝到塵翎都慨嘆在星巴克年代,香港竟找不到容得下一張原稿紙的咖啡室ix。八十年代建成的各區大會堂,設計上都設有咖啡閣,但塑膠花與白光管,既不是平民價錢又拿不出小資品味。就算是原裝正版大會堂與後來居上的文化中心大堂咖啡閣,侍應再禮貌周周還是難掩連銷店本色。真令人擔心將來西九的咖啡室也是不外如是。(刊200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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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地之五
圖:美國圖書館現代藝術幻燈片清單 今日世界封面(創刊號、目錄 及1963年265期 青年藝術家作品) 今日的今日世界

上回說到文藝青年愛蒲咖啡店,然而精神食糧其實更關鍵。各國駐港文化機構,包括英國文化協會、歌德學會及法國文化協會先後於1948、1951及1953年在港設立分會,而美國新聞處亦於1950年代轉趨活躍。單看成立年份已知並非偶然─香港作為「自由世界」卻與「奴隸世界」只一河之隔,是重要的意識形態據點。這些文化機構早期均設址香港島(主要在中環),除了辦語文班,有的更設有圖書館和展覽廳,不時播放電影、舉辦展覽,推廣本國文化。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美國新聞處(U.S.I.S.),轄下圖書館早期設址中環雪廠街,後來遷址統一中心,書籍雜誌外還有藝術品幻燈片。除了輸入美國文化外,展覽廳會讓香港藝術家辦展覽。U.S.I.S.向「鐵幕」播送「美國之音」,又出版《今日世界》(原名《今日美國》)。向圖書館員申請從書庫中取出《今日世界》的合訂本,1952年第一期創刊號封面是剛才加冕、年輕貌美的英女皇;發刊詞題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內頁圖片是「走向自由!韓境被俘共軍生活剪影」;目錄小字,有「張大千與羅月支」─ 藝術像夾附在意識形態戰中作調劑。1960年代,幾張彩色圖片,售價港幣二角,得來不易,一點一滴地滋潤着文藝青年。再翻開1963年第265期的《今日世界》,紙質與版面相同,內容包括「我在大陸的僑生生活」、「共黨叛亂的戰場」.......而封面封底都有香港藝術家作品的彩色(!)圖片,分別是韓志勲漸趨抽象的風景畫、張義與林鎭輝的現代雕塑和繪畫。《今日世界》在台灣、越南、菲律賓、韓國、柬浦寨、馬來亞、泰國及寮國均有發行,雖是統戰工具,卻養活了不少文化人,亦促進了亞洲「自由世界」之間的交流,對現代藝術的互相觀摩。有趣的是大國崛興,今日在網上搜尋「今日世界」,從螢幕上跳出來的是在北京政論雜誌,封面都是國家領導人的肖像。而今日的孔子學院,已遍佈全球超過三十個國家,提供漢語課程、推廣中華文化。(刊200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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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地之六
圖:英國文化協會 智源書局

上周談到香港藝術家如何在冷戰時期與世界接軌。除了「美帝」之外,還有英、法、德三國的文化機構。英國文化協會創會至1970年曾設址在當時全港最高的告羅士打大廈;法國文化協會在麥當奴道;歌德學院在都嗲利街一號樂古大廈,就近政經中心,並在港九兩地漸漸擴充。1960年代末英國文化協會便一度設址在當時最先進的冷氣商廈尖沙咀星光行。歌德學院在1978年遷入香港首座由民間倡議的法定藝術機構香港藝術中心x,與其他文化藝術機構為隣;還有DAAD(即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為有志留德的年青人提供獎助。法國文化協會則分別在1971及1976年設址灣仔軒尼詩道及佐敦道。三個機搆至今仍然活躍,只有美國新聞處在1995年停止了圖書館服務。

除了駐港機構,值得一提的還有智源書局。智源原是廣州字號,1947年來港在德輔道中67號B開業。除經銷大陸圖書,還售賣文儀及體育用品。1950年代中遷往威靈頓街42號,才開始專營藝術圖書及代理大陸及外文書籍雜誌,遂為當年藝術家「打書釘」地點。惜1965年所在樓宇夜之間被政府列為危樓,書店怱忙遷往九龍。1960年代智源轉型,引入日文書籍雜誌,為全港首創。智源至今已歷三代人,門市設於尖沙咀金巴利道。而由郭沫若手書的招牌,仍懸於店舖xi。(刊200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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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人之一
圖:大會堂(展覽現場) 今日的香港藝術(封面及展品名單) 溫訥 顧理夫
(剪報:第六屆香港藝術節1960年10月15至11月20日)

歷史大勢自有軌跡,個人之力實往往只是偶然因素。在「地之一」提到的溫訥在大會堂為香港藝壇帶來新思維、新作風,大力提倡現代藝術,卻連一直與港督高官關係良好的陳福善先生也不放在眼內。1962年舉辦「今日的香港藝術」(Hong Kong Art Today),陳福善送交作品全軍盡脈墨,而其所屬華人現代藝術研究會仝人也差不多全部名落孫山。此事引起整個藝壇軒然大波,李世莊編寫的《從現實到夢幻─陳福善的藝術》有詳寫記載,此處不贅。惟翻開現代畫家的老殖民地記憶,提起溫訥,也是不甚了了。那麼溫訥除了來自「事頭婆」宗主國,到底何許人也?

畫壇有三劍俠陳福善、李秉和余本;然主宰香港藝術體制的也有三劍俠,分別是溫訥(1930- )、顧理夫(Michael Griffith1920年代 - 1975)與夏德菲John Hadfield(生年不詳)。三人都是學院出身,1950年代末從英國來港─換句話說,都是從二戰走過來的人,大概是在祖國找不到發展機會,遠渡殖民地闖一番事業。顧氏原習雕塑,1950年代教育司署成立美術組,顧氏出任督學(inspector)直至1975年退休。Hadfield 專業原為紡織設計,來港後曾任教不同院校,最後成為工業專門學院(即理工大學前身)設計系系主任,直至1978年退休。溫訥本人則先入職教育署,曾任教羅富國師範學院。當上美術館館長時才32歲,直至1976年退任。三人雖在建制內確立了現代藝術的地位,卻同時小心翼翼地保證不會在政治上出亂子。(刊200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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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人之二
圖:呂壽琨 舊試題

每次觀賞呂壽琨先生的禪畫,我總是難以想像那種超塵脫俗,是如何在社會政治動盪、滿街菠蘿中寫成的。現代水墨處身在現代與國族之間,位置尷尬,早有論者述及xii。殖民地搞藝術,歌舞昇平、促進工商就夠了。「香港藝術」之難以驗名正身,不獨因為國族身份模糊,難題還出在「藝術」本身。上文提到的顧理夫,曾參與美術課程改革,致力改變美術老師修改學生作品、鼓勵學生抄襲畫稿(甚至只是塗塗填色簿!)的陋習。在任期間由政府保送或得英國文化協會獎學金留英的有李國榮、林超漢、李國輝、彭展模、鍾永文、郭樵亮、陳炳添、吳稚冰、郭婉嫻、譚惠霞、楊懷俸、潘宏強、梁崇鎧等諸位美術老師,為香港美術教育界作育英才。七十年代,美術科沿習宗主國概念,定名為「美術勞作」(Art &Craft),除了回應工業發展需要,原來還是為了防犯政治顛覆性,資深美術教育工作者郭樵亮老師憶述:

「照我的感覺,顧理夫(Griffith)對政治好敏感,他很怕......你都知道在67年,世界性的學生運動,好多都是美術學生發起的。在法國又有類 似的情況。至於在英國,就有一間美術學校的學生包圍了整間學校。顧理夫提起這件事,說Artist(藝術家)是trouble maker(麻煩的製造者) [......] 他說自己是sculptor(雕塑家),但來到香港當殖民地的教育官時卻好敏感,覺得那美術學生在作反。他一直都不喜歡我。他說要有Design(設計),不可以只有Art(美術)。首先,將科目名稱改作Art & Design(美術與設計),或者是Art & Craft (美術與勞作),不要單純稱為Art(美術),是由他開始的。曾經有一段時間,他想連Art(美術)這個字也改掉,因為他經常表示"Art cannot be taught"(藝術是不可以傳授的),要改做Design(設計)。 」xiii

另一位李國榮老師也有類似觀感:

「所謂『殖民教育』,就是不希望人們多動腦筯。畫畫是最自由的,所以歷次各地的學生運動,大都是由美術學院修讀繪畫的學生發動的。所以從事繪畫的人,思想是最重要;除非是不懂繪畫,只一味抄襲的就不用思想。設計就不同了,因為有一定的方式讓人跟隨,很多規範;而繪畫好比寫作,不斷思考,所以較容易『造反』。」xiv

於事,官校把應該用來訓練學生美術思維的時間都磨蹭在手工技能上。加上英文中學的會考試卷經常由這「三劍俠」批改,合格率給故意壓低,間接控制滋事者數目。這種避重就輕的「美術教育」終於變成「勞化教育」。

編書期間,得到藝術館人員協助與溫訥先生聯絡上,實在出乎意料。現年七十多歲的老先生,為素未謀面的前殖民地後輩寫電郵,補充了若干殖民地過客的資料,言詞誠懇友善。殖民地對「藝術」的恐懼,我有時想,就算是換了再開明的主事人,歷史也不會改寫。(刊2008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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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人之三
圖:中元畫會(在辦公室內合照) 文樓 王無邪 張義 (李英豪) 新結社:roundtable、mere independent artists的西九合照

翻閱舊資料,常見一張1965年的老照片─八個大男生擠在一個小房間照合照,身前沙發的邊角、身後排列整齊的書架、還有地上毛茸茸的地毯,見證着一個已經過去的年代。這八個男生分別是文樓、徐榕生、韓志勲、潘士超、郭文基、張義、尤紹曾、林鎭輝。有的西裝畢挺、有的只穿裇衫西褲、有的蓄一撇小鬍子,而戴的眼鏡,都是深色粗框。眾人當中還端坐着一位笑容可掬的女子,是畫會秘書程潔瑜。說是男生其實有點不盡不實不禮貌─中元畫會脫胎自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在1963年成立,除了幾位學院出身的年青人如張義、文樓外,都另有正職,公餘自學成才。我認識張義先生是在1995年,大家都趕在他退休前修他的課。文樓先生則是因為「回歸寶鼎」訪問過幾句而已。顧名思義,「畫會」以畫會友,風格雖然各異,但理念相近;而文學與藝術常互為表裡,關係密切,藝術家為雜誌做封面、設計標誌,作家又為藝術家寫序言、搞評論,互相激發扶持。中元畫會成員數年後各自獨當一面,畫會遂於1969年解體。以特定藝術主張為結社宗旨的方式,在1990年代已轉變為以空間作陣地。千禧以後的「新結社」運動,甚至排拒固定組織方式,臨時湊合、見機行事。xv 但看照片中各人眼前一片光明,典型的文藝青年,真是此情不再。

小社團與自資刊物在「大眾社會」反其道而行,困難不獨在在客觀環境。翻看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資料,對於小團體的生生滅滅,杜之外於1987年訪問該會主席李英豪,有這樣一段話:

「......其實協會停止了活動,敵人不是社會,也不是別人接納與否的問題,問題根本就是自己。我們並不是沒有誠意,但是生活上確實有很多問題,很多無形的因子使人分開[......]真的『假如』再辦協會的話,我首先是反對那些『頭巾氣』的畫家的觀點,他們往往一面埋怨沒有人注重藝術,支持藝術,但另方面當有機會時,自己卻又未能提出作品來。推動藝術與當藝術家是兩回事來的。以我在傳播界多年的體驗,覺得雖然目前社會十分注重包裝推廣,但如果有實質的東西,不妨推廣。換句話說,不要像我們以前的做法,只管做,不管是否有人理會,辦了畫展,不管是否有人參觀。」(載《熔爐通訊》一九八七年一月號)

行文之時,自資出版免費派發的《众獨》xvi剛宣告暫別。藝術家今日雖擬似萬千寵愛,保住了質素,但未能符合資助與贊助遊戲規則的,仍然難以分一杯羮是否拿得出好作品。(刊200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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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時
(圖:邀請咭 市政局邀請咭 絲印邀請咭)

翻開一張1969年英國文化協會的展覽開幕邀請咭,比A5小一點的厚紙白咭,會徽先行,幾行細字邀請語,藝術家的大名剛好在咭心,接着才是時間地點R.S.V.P.等等繩頭小字。記得市政局年代的邀請咭也取這種樣式,稍稍不同的是紫色洋紫荊標誌襯上燙金輪廓線,主客分明,簡單而隆重。還沒有專用場地的年代,展覽檔期比今日為短。如1950年「三劍俠」(余本、陳福善、李秉)在思豪酒店畫廳的聯合畫展,頭尾一共五天。1961年以台灣師大生為主的「五月沙龍」假聖約翰堂舉行,展期只有三天。就是1964年第三屆國際繪畫沙龍在大會堂八樓展廳,亦只有六天。只有在藝術館的專用場地,藝術家才得享為期三至四個星期的優待,如呂壽琨1964年的近作展。1960年代彩色印刷還未普及,看着抽象畫黑白圖片,有如五里雲霧。但逐張手製的邀請咭,或以絲印刷上文字、或以油碌套上漸變顏色─再看今日經常堆積在書店門口那些圖文並荗、七彩繽紛的廉價彩印單張,實在過尤不及。

月前到火炭講座,有觀眾謂參觀工作室是為汲取靈感,好待回家自行搞作,增添生活情趣。藝術家從空間的奴才變成空間的主人是近年現象,沒想到這麼快更變成時尚。仝仁鄧凝姿與鄭志明等以八個月著成大部頭《走讀藝術─香港藝術家工作室》,訪問了25個工作室,雜誌式淺白行文配以精美圖片,突出藝術家與空間關係和手迹細節,附加作品照片和藝術家簡介。編者有感於回歸中國,香港藝術卻繼續邊緣,於是以工作室為名推介香港藝術家為實,團結力量,實在是一片苦心。雖謂藝術家自食其力在城中組成聚落,全屬自發,然而以城市為單位及身份標記,參與創意產業跨國爭競,思維方式實與西九裡應外合。(刊200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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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終篇) 為藝術正名─寄西九時代
圖:西九藍圖 TimeOut封面vs.迪與周公仔近照 西九 vs 大會堂

身為殖民地最後一代,在歷史細節中自我陶醉。黃靜囑我最好能以當下藝壇為題,實有負所託。活在西九時代成,我非常懷疑過去所謂「藝壇」與「文藝青年」,已被「創意產業」與「創意新貴」取而代之。

猶記1989年「賽馬會體藝中學」創校招生,校長為文學家張灼祥,開宗明義以體育與藝術為理想。唯當年剛好已升讀中四,只有望門興歎。體藝是港督尤德爵士時代產物,由「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贊助興建。馬會支持文化藝術,實非始於今日的2005年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學院,與剛開幕的「創意藝術中心」,更早的前科還有1984年成立的演藝學院。事隔二十年,體藝仍在學術與體藝成績之間掙扎平衡,今日再添新校,藝術二字已被「創意」取代。前陣子搞騎劫時代廣場,我們亦只以「創意計劃」掩人耳目。藝術並不一定有創意,創意也並不一定以藝術表現。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感歎今日學生以簽約畫廊為榮,打算畢業投身創意產業,當策展人、公關、行政人員,就是沒有說要當藝術家。(又是)《好望角》的代創刊詞還有下文:

「處於現代社會中,人們似乎漸漸感到文學藝術陌生起來,或者他們認為所謂文學藝術已被科學代所淘汱,發覺不接觸什麼『存在』、『意識流』、『抽像』等等,一樣舒適地快樂地過生活着;寧願服膺那群眾文化潮流(Mass Culture),因此,朋友們忠告我們不畏冒險,說:「一點火花在無限黑暗中算得什麼呢?」他們太慨找錯了對象。」

舊時文藝青年,以抵抗大眾文化見稱;今日創意新貴,以連開150場為榮。讀新左理論,「工業」是貶詞,套用在「文化」頭上有降格之意;西九時代,「工業」搭上「創意」可以雞犬升天。當舊文化人在「現場」老實實地談「文化藝術與商業」,那邊的「出鐘」雜誌已是落落大方的實踐商業以文化為題了xvii!當理想已為目下的欣欣向榮所迷惑,我已許久沒有在藝術家眼裡看到那種如火的熱情和理想。反而有時看見朱凱迪或周思中捲在沙發上讀書、湊合三五知己玩音樂、流浪與示威,眼鏡破了又戴、戴了又破,見了高官和鐵馬也是鬆容自若,又打死不入星巴克─覺得他們更像翻生的六十年代文藝青年。

編書期間到處張羅史料,勞動了各方友好,此處深表謝意。不盡不實之處,還望各方指點。唯搜尋資料,以網頁作入門工具,惟瀏覽各文化機構網頁,往往歷史資料欠奉。香港文化未能繼往開來,從這些小節可見一班。這裡勉強湊合的六十年代印象,尤其在大會堂成立之際,那種急不及待要與世界接軌的蠢動,竟與作動中的西九有點像。因為遺忘,所以我們有太多的重覆與就犯。十二期短篇繼成萬言補遺,是為我們歷史健忘症中的共勉提點。有朋友以為我對未來態度悲觀,其實不。只是我的願望比較悲微。香港藝術若得創意產業庇蔭,在國際金融資本城市下立錐,超越殖民地舊局,繼而各司其職分道揚鑣,讓藝術家能放下自九十年代以來受公共資助所囿的群眾、教育與社區壓力,明正言順地專事創作─藝術的歸藝術、 工業的歸工業─未嘗不是我輩之福。(刊2008年5月17日)


默祝,希望長存。

給《字花》的說明:
撰寫本文期間引用的藝術報導與評論文章,不少均出自中文大學圖書館「盧瑋鑾教授所藏香港文學資料庫」。許是文學家對文字比較敬惜,編目井然、搜索便利,視覺藝術界實望塵莫及。所以本文亦回饋文學雜誌,並希望方便後來者參考留存。

7.19.2008

智良


從未光顧過正文書店,推門進去,這間以文史書籍為主的銅鑼灣三樓書店,選書着實不錯。但看着書─亂七八糟從地上放到桌上,竟有點像大男生的宿舍。看着窗外那一列發霉的唐樓,和隔鄰上上落落的觀光電梯,這種荒誕的城市光景,大概只有在香港才會看到。

關於智良和那個「書寫與治療」的討論會,已談了許多。在這裡,只想說,智良,我是那麼的佩服你!等你的新書。

echo開幕


等了許久,富德樓終於有自己的書店和小角落。希望一個人在這裡工作的k不會落單。
大家可要加倍努力了。

5.23.2008

教壞書

終於把這個學期的課教完了,如釋重負。大學之大,就是由這群沒有政府資助、支付超額學費和另一群時薪低廉的客籍教員為表面的堂皇充撐場面的。但最悲哀的莫過於在教室重遇舊生,看着他/她們在昂貴的文憑與副學士之間兜轉,品賦既不合學科、語文與思考能力無法跟上大學水平。這次唯有恨下心腸如實評分,希望這些學生另摘人生目標,不要再浪費青春。

厭倦教書,今年尤甚。一是因為教的教不出大學應有水平,學的失去學習興趣;二是香港文化,「習」以為常,事與願違?

不愛讀書,討厭思考,是香港大學生通病。友人常言任教的理工是Band Seven大學─既想成為名符其實的學術機構,卻又不能擺脫實用為本的工科傳統,教與學的均無所適從。對書本、論理、學術的反感,我竊以為以理工學生尤甚。友人想把人文理念融入設計教學,排除萬難爭得一點資源開設新課。作為從旁協助的導修老師,開課前不足一周,才接到課程大綱,大字標題「方法學」,內容卻盡是女性主義、文化批判與後現代理論。全職教員在扭曲的制度內委曲求存,變成學術百搭,把熟悉的教材改頭換面,尤可體諒。但教授理論只憑幾句口號式power point,重覆強調關鍵字,卻不交代理論的產生背境,推理過程欠奉,便怱怱以電影為例說明,當然更無法處理理論及自身與學生成長經驗的差異。學生聽了這種劣質課堂,一頭霧水,便以為理論不是什麼好東西。必修課以後的漫長人生,對理論與書本敬而遠之。更有甚者,拿自己的學業「教飛」,故意在功課與考試問非所答,反抗到底。導修時間有限,難以撥亂反正。如此教學,誠非所願。

中學加入通識,又以學生為本。我非常懷疑本來就根基薄弱的學生,最終能得到多少好處。在資訊時代文化脫離原有語境,變成增值資源如携如取。如果不能建立文化的主體性,或培養學生對堅持價值與信念在生活以至做人付之實行的道德勇氣,那麼,課堂內那種「各打五十大板」或「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偽後現代」式結論,最終的結果恐怕是文化變成相對論,而學生則變成看風駛舵的順民,甚或麻木不仁的犬儒知識份子。批改功課,讀到學生口不對心、投老師所好鸚鵡學舌。誤人子女之罪,此過非淺。

教導學生從日常生活中了解香港文化,卻往往適得其反的變成從香港文化了解日常生活。每年導修計劃為本的「地方研究」課,廟街、油麻地、旺角、觀塘、大澳、街市、木屋、朗豪坊、中環菲傭幾成指定動作。舊時走入課室,與學生以舊區為例以常民生活作為榜樣學生以為我傻。天星一役之後文化變成生活時尚Life Style包裝,懷舊變成消費雜誌指定動作,於是要反覆強調沒有一種固定的東西叫做香港文化。與學生落區,我嚴詞厲色的千叮萬囑的沒有任何一份功課比人家的尊嚴重要,回來還是有學生「賓妹」前「賓妹」後,又展示種種偷拍得來的「資料」。想對學生灌輸研究要先讀書、除非觀點有異,否則做過就唔好做、為學術發前人所未發的道理─但對斤兩不足的「大學生」而言,似乎要求太高。結果是居民街坊對反覆來「研究」自己阻住發達的學生,漸覺不勝其煩。再進一步要求拿了人家的生活與憂慽作實驗的學生,想想怎樣可以回報社區,就更是天荒夜談。田野研究就是為研究而研究,或更直接了當的為交功課而研究。翻閱新書,我總喜歡讀序言後記,使或抽象或艱深或累贅的正文變得有血有肉,學人的師友家庭,每為學術作出犧牲貢獻。如《晚晚6點半─七十年代上夜學的女工》的序言,道出研究竟以兩個喪禮作為開始。而蔡志祥的《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除了重建了作者與故鄉的關係外,更是「追求學問的一個小句號,同時也看作女兒成長階段的一個小標記。」下回教書,除了擇些學理雞精,也許更要添補一些感情讀物,讓學生知道研究原來不是無情無義的機械操作。

近讀陳曉蕾新書《夠照》,講香港城市過度照明,招牌廣告閃燈電視如何入侵登堂入室,侵害黑夜。讀後除了讓我知道因門前街燈闖入家居而苦惱的並不只我一人,更加令我想起學生那些無果樣整果樣,為搞effect而搞effect的排版設計。香港人容不下空白,海洋裡填平、黑晚裡噪音與光線趕走、家裡裡精品禮品堆積、日子與閑暇也被進修塞滿─怎樣才讓人知足?我有時想,真與美育有關─然香港就是越來越容不下處處留白的山水畫、無聲的音符、平淡的素描。自足,而由感覺做起。

在學生面前,我從來平起平坐,互相直呼其名。但日前與一名教語文的朋友分享他在緬甸教書的經歷。作為外國人,他可大搖大擺的繼續穿他的管褲。然而緬甸人一直致力維持傳統文化,包括非常尊師重道,於是他也入鄉隨俗改穿籠基(男裙) 。在香港,他學生直呼其名他會加以糾正應稱他作某某先生或某某博士。這聽來有點頭巾氣,但他的說法是人家尊稱你為老師,你便要盡老師的責任,包括成為學生的榜樣。這聽來老土,但在教學變成買賣,反倒有其道理。

10.27.2007

讀書筆記:為女皇 舞蜈公?








忙。這陣子連模達紀事寫少了。近期正為一個研究題目找資料,上周在圖書館裡渡過了幾個難得清靜的下午。姑且把一些有趣發現跟大家分享:

18.09.07

這兩天的時間運用得不好,很惱。

昨天在浸會沒時間詳細閱讀資料,只有一處發現:

《新界各區慶祝英女皇加冕紀念册》(1953)(Queen Elizabeth II coronation celebrations, New Territories H.K.) 香港:時代新聞社,1954。

當中有各區牌樓,可惜是黑白,未能看清楚色彩運用。有趣的是長洲一章,竟然會舞蜈弓來慶祝女皇加冕。圖中的孩子都是赤腳的,跟今天看到19 75年女皇訪港照片中的都市化景像很不一樣。50年代的新界看起來仍像是「原始」的殖民地,70年代的香港則已經是大都會。然而看到那些萬人空巷爭看女皇的場面─女皇到街方看販子賣菜、與年青人握手、家訪屋邨居民、還有港九各界出錢出力搭建、美輪美奐的牌樓……竟 是如此似曾相識。想起昨晚在電話裡跟媽談起她書畫展覽的開幕場面。一班聖工會的老人在文化中心開書畫展,原來是慶祝特區十周年的活動,還請來了鄧海超館長 開幕。我嚷道:「媽!這些慶回歸活動不要參加了!」她的回應是:「我們只是畫下畫啫,都無搞政治。」然後我在電話裡花了十分鐘(幾近用教訓的口氣)解 析左派以「政治化」攻擊民主化運動,同時由將政治活動非政治化。她最後回應道,就是因為這樣,她才沒有再參加書愛會的活動,怕與工聯會沾上邊。看着舊照片 裡爭看英女皇的人們,不就是生活在大家周遭的人、不就是我們─香港人嗎?這些場面,如果改頭換面換上是胡錦濤或是溫家寶,其效果也是一樣的。(女皇到屋邨探訪居民,枱上橫寫的書法字是「四海一家」,女皇在橫幅下角用鋼筆簽名)。對統治者不明所以的愛戴,是順民的天性?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Que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Govt. Printer, 1975. (翻開書中工作人員名單,馮漢紀是其中一名攝影師)

10.03.2007

治史的私心─「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圓桌座談會」的一點補遺

治史的私心─「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圓桌座談會」的一點補遺

梁寶山

先說一個故事:

七月,接到出版社的一個電話,問我有沒有 興趣替一位前輩畫家編本口述史小書。萬事俱備,只欠一個編輯加以整理。有機會編輯前輩的史料,當然與有榮然。自從天星事件發生以來,雖是疏於做最前線工 作,但碼頭上一日有人,心裡總是一日難安。而在這段日子,最能安慰忐忑心靈的,不是別的,而是回到案前,細讀這份口述史稿。細味着前輩從戰前開始的經歷, 讓我看見了我‧城的來歷。前輩熱衷於自我的尋求,並不怎麼參與所謂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夜裡,我冷不妨會讀到這樣的一句:

「在大會堂落成前的一個藝術節,場地選了在天星碼頭的東翼。」

已然錯失的歷史,霎時在螢光幕前靈光乍現,註定失敗的運動,卻彷彿一切都是值得的。座談會上黎肖嫻形容這是breathing life into history[為歷史注入生命]。但我想說的是,這偶遇,其實是歷史為我們的當下注入生命,或難gag講句:「……忠告並不是問題的答案,而是對一個剛開展的故事作出如何發展下去的建議……忠告和具體生活的線條編織在一起就成了智慧」(counsel is less an answer to a question than a proposal concerning the continuation of a story which is just unfolding […] Counsel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real life is wisdom.)(本雅明:《說故事的人》)不明來歷,無以謂之「我城」。而現下橫躺在我們-藝術家面前的,就只有一片新填地「西九」,四十公頃的滄海桑田,史無前例。難怪這陣子友儕間竟然會交相聽起杜煥的南音來,以回想那是一個茶樓仍有雀籠與南音的油麻地,文化的集散地。

座談會的前半部,有人提出宏觀與微觀、語境、歷史的時/空觀念、語言的不確定性、世界藝術史中的概念翻譯、甚至藝術教育中的藝術史等問題,礙於時間關係,均未能深入交流。其實我好想插咀問,在動筆以前,是不是要先問問自己為何要寫歷史?而香港-藝術-史又與我/們何干?在「歷史-城」讀書組的第一次聚會上,我搭咀說:「I am not a historian. 」(當日討論以英語進行)換來黎美蓮教授「碌大雙眼」在臉上掛了個問號。說這話一來是想為自己的疏於職守開脫(自己明明唸的是藝術史),二來是不敢班門弄斧。這次為了準備講座,盤點一下年來與藝術史能攀點關係的文章,竟發現濫芋充數的12篇/冊當中,都顯見了治史的「私心」:

為將來而寫的歷史:

《伙炭:工作室開放計劃2004》

《Q[蹺]K[蹊]─陳育強標本集成》(編著) (2003)

《楊秀卓紅色二十年》(編著)(2002)

《從過渡跨越千禧─七人視藝評論自選集》(與黎健強合編)(2001)

《Para/Site 1996-2000》(編)(2001)

關於歷史:

「回歸十年─未能激進的香港藝術」(2007)

「談《從現實到夢幻》,兼評《香港美術史》」(2006)

「作為中國現代藝術的香港藝術──與高名潞先生商榷」(2001)

「中國文化的幽靈──論《當代香港藝術2000》」(Para/Site之友口述 梁寶山筆錄 陳啟賢增訂)(2000)

歷史回顧:

「香港藝術的四種話語(講義大綱)」(2007)

「『行為藝術』的歧義─處身其中的幾點觀測」(2006)

「期待跨越女身的女性主義」(2004)

這是一張非常失禮的清單,當中可以算得上是為香港藝術提出某一種歷史詮釋的,只有零散的四篇「歷史回顧」。而更多的是「關於歷史」的書寫(或勉強可謂探討historicity), 主要是與其他作者相榷,或只能算是沒有下苦功的風涼話書評。反而下了苦功,又難以定義為歷史著作的,我把這些都歸類為「為將來而寫的歷史」,因為當中雖然 也有詮釋個別現像或評論某種創作方式和作品的,但題材晚近,寫來是刻意地為當下狀況立此存照,為未來寫史的人留下一點線索。

寫歷史不是要秉筆直書(disinterested)的麼?為什麼說是出於私心?記得上Griselda Pollock的課,她對搞創作的同學要求是「theoretically-informed」,即是就是做創作的,也不能對理論無知。我覺得這話也可以改頭換面成不能對歷史無知,說得老套一點,就是前人行過的錯路就不要再行。所以我想知道楊秀卓為什麼要在80年代的香港做那些「禽獸不如」的行為藝術,對我們已經過渡的香港有什麼可以借鑑的地方。所以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在陳育強老師面前總是很少拿得到高份,是什麼的師承與文化氛圍會培育出他(那一代人)的美學準則。而因為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制肘,和殖民政治的陰魂不散,我(們)才會對把香港史納入中國現代美術史而反應過敏、吹毛求庇。我不知道這能否解答黎明海教授香港藝術史時,學生缺乏治史興趣的問題。但對於我,創作還是書寫,從來都不是在一片歷史真空裡能夠進行的。而我很記得有一次科大衛教授為中學老師演講,他說與期編寫一部香港史讓大家來讀,不如促發大家對香港史的興趣,然後一起來寫香港史?(大意)

我曾經苛責宏大敍事的歷史書寫,聽罷座談,越發覺得問題核心好像並不在宏觀抑微觀,甚至不單單要做到「越多作者越好」的理想狀態,而是不同的歷史書寫之間有沒有對話的意願。我同意官綺雲教授的說法,當我們讓空間 (地域)蓋過時間觀來定義香港藝術史,便總會出現以差異為主的格局(但這似乎只困擾香港「藝術」史而沒有困擾香港史)。可是我更關心的是無論是宏觀也好、微觀也好、以地域抑或時間框寫香港藝術也好,如果歷史書寫只是各不相干的囈語、而缺乏對話誠意和發話對像(正如陳育強教授問:「香港藝術史對普羅大眾能有什麼貢獻?」),香港藝術史便只能永遠停留零散而「有好過無」的草創階段。所以我會欣賞簡括而老實的《香港都市雕塑導引》,因為是雕塑家作者(戴尚誠)的自身關注的伸延,亦考慮到簡便導覽的閱讀需要,如果能把原本可能只關心自家創作雕塑的朋友也與媒體(雕塑)和地方(香港)的歷史連結起來,是很好的起步。而我之至今仍不能對朱琦的《香港美術史》釋懷,是作者既對其研究對像欠缺道義上的關心,更把研究者應有的責任諉過於人,缺乏溝通誠意。

這又回到我先前的提問,到底,我們為什麼 要寫香港史,和語言的不確定性?近日有關香港身份的議題再度浮上水面,有人認為「本土」是一種本質主義的說法,對論述以至運動都有致命傷,應以揚棄。然而 當某一種身份、文化被壓抑、消音的當下,一種簡括簡明,手到拿來的武器,是否更為急切和適當?[1]正如「集體回憶」後來雖然被何志平挪用在保育議題上虛愰了一招,但卻從此留下了一條長長的尾巴,為保育運動在建制內打開缺口。前陣子有關香港藝術「私密性」的討論,亦是很好的示範[2]。不斷的補充、增補、再定義,是一種磨人的過程,卻正好用來段練我們的能耐與意志,並從無盡的商榷中讓主體日益滋長[3]。換在這次座談會的議題上,我會形容香港-藝術-史是一種且戰且走的書寫,是與客觀事物的主觀連繫(subjective connection to object/ivity)。

這是一場早就應該開展的對話,得感謝劉建華玉成其事。由於座談那天我狀態失準,所以這是我對這個計劃比較完整的回應。

註:「歷史-城-香港藝術史書寫圓桌座談會」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及mMK主辦,於9月29日在香港藝術館舉行。事前由劉建華組織了約四次讀書組,共同探討藝術史書寫的種種。



[1] 張炳良﹕「定義香港 建立身分」,《明報》,2007年9月 19日 。梁啟智:「定義香港的危險」,《明報》,2007年9月 23日。梁文道:「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明報》2007年9月27日。梁啟智:「尋找『第三條路』」,《明報》 2007年9月29日。(見《獨立媒體》轉載: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59323)

[2] 何翠芬:「十年回歸前後話:從香港視藝創作歷史說起」,《廿一世紀》,2007年8月號。

[3] 所以讀過了何慶基對九七前「香港文化系列」展覽的懺悔式總結,在整場天星與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中,都沒有忘記每星期天在這一帶聚集的菲庸,這是在定義本土的過程中因為沒有望記歷史而有的進部。見Oscar Ho, “Hong Kong: A curatorial journey for an identity”, Art Journal, Winter 1998, pp. 39-42.

歷史大兜亂 皇帝賀國慶


































別對設計師要求太多!

也別對我們的商場藝術要求太多!

都 說是沒有去殖的回歸。用九龍皇帝來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不是對共產主義祖國的大不敬,就是趕國慶發死人財。對不學無術的設計師我無話可說,但找來一群 天真爛漫的小學生用寫些歪歪斜斜的書法來為國慶背書,真是罪無可恕。街頭藝術變成佈景板上的指定動作─你試下唔畫係塊版度畫係隔籬老麥的玻璃窗上吖!最諷 刺的是無論是祖國又好、財叔又好,其實最終都只是商場廣告。

(展覽詳情,見奧海城)

9.23.2007

Start from zero




(Leungpo : My life as an art crowd: ethnographic note 2)

2007年9月22日

傍 晚六時,在紅磡創意書院舉行的西九龍民間論壇終於完結。一早已約好了J一起到Start from zero的展覽開幕逛逛,後來見y也許也有興趣,便着他趕快從執拾的人群中溜出來。於是三人行,找從紅磡到九龍灣工業區的巴士,j早有預謀,帶了地圖。我 把從k那邊寄來的電郵附圖列印了出來,卻是非常模糊,並且只有英文: Flat A1, 8/F, Yeung Yiu Chung (no.5) Industrial Building, 34 Tai Yip Street, Kowloon Bay。周六傍晚的215x車上非常擠,誤了下車站。於是便得從牛頭角沿官塘道走到九龍灣。

從官塘道轉入大業街,周六傍晚的工業區沒有一 個人影,街角的士多正在打烊收舖。弄清楚方向,34號原來即是楊耀松工業大廈。側近是一塊空地,圍板正好成為start from zero的創作對像,全用stencil 貼了一個人形形像。(想起前幾年到上海一行人在莫干山路找展場,也是暮色將至;也想起倫敦又霉又爛的whitechapeal─總之就是沒有想到這是香 港。)工廠大廈的地面是地車場,入內即是看更與電梯。老看更沒啍一聲便按制讓我們進車立去。因為看不清楚層數,電梯停在七樓再打電話問lab yellow的層樓。電話另一端傳來一把男聲:「LY- 你再上兩層便是。」再按制,到了8樓,有箭咀指向後梯,原來lab yellow的位置是電梯不能直達的最頂層。



時為七點,大概是我們來得太早了,lab yellow門外用摺枱放了只燒豬和排列整齊的菠蘿包。推開玻璃門進內,若二百尺的展場,樓底約十尺,中間放了沙發,把出售的t shirt圍着,作品都貼在牆上,場內有不到十人。拿着相機在拍攝的是中大的學弟(名字我卻忘了),原來他正在這兒打工,他約略介紹過這個地方:原來是 panic、89268與lab yellow共用的地方,展場有時用來搞小concert、有時用來搞小展覽。間隔後面是辦公室,貼有panic字様。來開幕的人群很安靜,只是三三兩兩 的在談天,播放的背境音樂音量很低。來這裡的人跟我熟悉的「藝術圈」不太一樣,年青之餘,打扮都比較hip,t shirt牛仔褲之類,晚一點時才多了幾個西人,髮型有點punk look,和一個粉紅色頭髮少女。「打嗀」的?大點胖,明顯比較老成、還有穿了件閃閃t的vivian,在招呼大家飲啤酒和着人幫襯。無事可為,略略的把 作品看了一圈,都是小貼的照片和實物college,加上黃色的post it貼紙,展示了幾年來在街上的創作。人潮多,碰到另一個師妹michelle,談了點她近期的生活狀況(畢業兩年,為還grant loan在教書,非常悶,也少了創作),那肥的着大家到門口切燒豬。Start from zero的Don話不太多,說的是廣東話,大家拿手樽裝啤酒,興高彩烈的分燒豬。和j很腼腆的跟Don談了幾句,問了展覽Boxmian的來由,工作的方 式─創作是由?年開始,只是想表達生活可以有另一種方式。後來讀到陳冠中的波希米亞─其實也不太弄得清楚是什麼,覺得也許就是要追求的。這個展覽是個小回 顧,加上一批新的t shirt、貼紙。也許是太生外,都只是一問一答。也許他們印製的單張說的更加清楚:

(除了這四句偈之外,整張傳單都是英文。)

J 和y在吃燒豬,j喝了點啤酒面紅紅的。J看見陳列架上的t shirt,挑了一件粉紅色的由江記畫的來看,定價$280,特價$220。左看右看,又替他度度尺碼,終於選定了一件中碼的,着vivian找來新的一 件。她從另一邊的倉找了良久才回來,$220元成交。多坐了一會,我們便離開。一行三人在冷清的大業街上,只有拾紙皮的阿婆和唯一仍亮着燈的空運貨櫃公 司。轉到偉業街打的到官塘吃飯去。時為晚上約8點。

後記:
有趣的時,在西九的論壇上,社工wincy剛提起政府宣傳廣告上的菠蘿包,問既然家英哥一段的取景是地道茶餐廰,那麼西九能容得下不是starbuck的常民奶茶和菠蘿包麼?

9.12.2007

7.19.2007

回歸十年─別對藝術(家)要求太多!(更訂中)

















(01.07.07香港仔天橋)



梁寶山

回歸十年─別對藝術(家)要求太多!

梁寶山

前言

此起彼落的回歸騷,是慶回歸還是[聲火-造字]回歸也好,都是趁墟而來。能夠編組具份量的回顧特輯與發表空間的本地書刊已經越來越少(大概就只有進一步的「十年一步」),只有靠外來勢力如《今天》和《誠品》。微觀視藝界十年玩忽,對身份議題或如何跨越身份議題甚至主體性─比起劇場、電影與文學的努力深耕,我們像交了白卷─拓展生存空間,混淆高低雅俗以劇場最力;延續前九七探索的後九七情結,以電影最能觸動廣大民心;文學界後繼有人(見《今天》「香港十年特輯」) [1]─雖然都是辛苦經營,但總比我們的收成豐富。近年視藝界「得個桔」式資源爭奪內耗(一年資助藝術團體、藝術村保衛戰)、大專藝術教育供過於求泡沫發展、雙年展工業與策展業偷步走向世界……近日有外國朋友又來訪問,說就是不明白為何香港藝術家總在抱怨被邊緣化,論弱勢香港大抵不比波蘭邊緣。中心與邊緣之說,從來都是西瓜靠大邊─舊時是國際、今日是民族(又是中vs.西跟我們的三角關係?), 而文藝界的實際情況是:一,藝術家喊「邊緣化」是爭取社會及公共資源分配時經常提出的理由,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理性或非理性,跟「官商勾結」觸動商人神 經一樣是條件反射;二,「邊緣化」是一國兩制延伸出來的此消彼長思維格局,大國崛起論的反面,自人民幣對換價超越港元後越演越烈,文化界也難以獨善其身。 於是誰不羨慕陳冠中的先見之明做其大中華文化浪遊者、或跟近日載喻歸來的金牌經理鄺為立。常想,如果大家都懂珍惜九七暴風過後的平靜,未嘗不是好事。有次 跟劉建華閒扯,原來大家都羨慕台灣視藝圈的自彈自唱自給自足(雖然藝術市場有待復元)。國際化與邊緣化作為一個銅板的兩面,是殖民與後殖民加上全球化的遺禍,懶作他想而不能自拔的錯誤命題。更何況所謂國際藝壇也是進步的迷思,跟牛棚藝術村後面翔龍灣樓盤的「國際化高級海濱豪宅」廣告字樣、和馬桶上的American Standard一樣是空洞能指,分別的大抵只是買家的多寡和價錢高低,與藝術水平無必然關係。

(一)

未能激進的香港藝術

筆者在《十年回歸前後話》研究及展覽計劃上榜上有名,但也不能不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我非常懷疑,以九七為記,在大歷史與社會文化不同領域之間,十年是否一個分水嶺─如果要數,對藝術發展影響更為深遠的,可能是2001年香港首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2004年起年西九文娛藝術區引起分餅仔大地震,餘波所及2006年信和高調支持藝術,發展出以提供場地(物業)兼少額贊助的藝術生產模式;2003/4各藝術空間第一代創辦人相繼退隱後幕後的瓶頸狀態(最明顯是Para/Site藝術空間和藝術工社),及由藝術空間引起的策展風開到荼薇;與此同時,不裝門面的個人工作室在後工業地帶按市場規律自生自滅;當然還有大專藝術學額激增(藝術學院、城大、浸大相繼設立本科及以上資格課程),創意工業消化不良;專賣香港藝術畫廊緩步增長(從漢雅軒到約翰‧百德畫廊、嘉圖現代藝術、TooArt等)。上述說法,不知會否被指為落入屁股決定頭腦的唯物論,但我想強調的,是以十年為紀,趁墟猶可,如果在學理上拿他認真,功夫還多着呢!

我經常強調藝術的物質基礎,不知算不算在小覷藝術家主體的能動性。但「私密說」近日再度浮上水面,就連香港電台節目「藝力無限」[2]也以此為後九七香港藝術定性,以茲與九七前的政治高熱相比,故此借回應何翠芬「回歸十年前後話─香港視覺藝術歷史的織路」[3],以進一步分析,特別是同樣的藝術取向在九七後的不同語境,是否仍具批判力(還是批判已無必要?)。我是受裝置藝術和「個人即是政治」影響的一代,從「私人空間─公開觀賞」(1996)到「九七博物館:歷史‧社群‧個人」(1997),還有Para/Site藝術空間仝人一系列在城市邊緣打藝術游擊的大小個人集體展覽,以看似非政治的生活碎片(颱風、經血、老照片、兒時玩樂、坊間傳說等等),重組在政治高熱中被迫得支雜破碎的個人記憶,然後放在當時幾個高度集中的民辦文藝場所(大會堂、藝穗會、藝術中心、Para/Site藝術空間)中 面向公眾。與此同時,另一種相反的進路,則在政治高熱上火上加油,如青年藝術家協會的「前九七藝術特區」、「基本空間」等,或諷刺或隱喻或衝擊,以前衛藝 術之姿挑戰政治,並以潘星磊的「紅油事件」作為高潮。作為藝術家,走過九七分界,再不用追趕政治議題,當然吁一口氣,可從新開始「低調縝密的私人探索」[4],實在是可喜可賀。但近年由消費主義帶動的藝術專業化(推陳出新的各種學位、文憑等學術以至就業市場上的認可資格),粉飾太平營造休閒氣氛的公共藝術計劃,和手藝質量有所保證的作品,都在滿足逐漸成形的藝術市場(不單是狹義的畫廊銷售方式,而是消費文化的藝術化為藝術家帶來的工作機會)。公共空間的收縮成為新語境(殺港台、賣領匯、版權法),「私密說」不單失去原有的顛覆性,如果「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心態變本加厲,將會等同於自動繳械(近日淫審處肆虐,藝術界竟然仍紋風不動)。加上前衛藝術紛紛相繼轉入建制(從居無定所的組織轉為「公社」、「空間」、「藝術村」;裝置、混合媒介、多媒體進入藝術館和畫廊)。如果小心分析,「私密說」的復興者─張頌仁、歐陽憲與何慶基,三位之中有兩位都是畫廊東主,「私密」說的適用範圍實在有一定局限。[5]就算是以個人情感記憶作為對香港後殖民處境的深耕,後九七電影(尤其無間道系列)無疑已超越了視覺藝術的之前的批判力[6]。

具判批力度的創作不是沒有,只是沒有出現在「私密說」的視線之內。鍥而不捨或積極架接社會議題的有攝影、漫畫和行為藝術。面對公共空間的整體萎縮,和城市的過度發展,漫畫和攝影(錄像不知能否算是視藝)似 乎最能撩動「世代」之內以至跨世代的情感記憶,並且在傳媒以至抗爭的前線與公民運動並肩作戰。粗疏地點算,像蘇敏怡、楊學德、小克、江康泉、智海、花苑等 從懷戀城市到批判城市規劃;謝栢齊、余偉聯、吳文正、雷日昇、黃勤帶、謝至德等長期紀錄重建區或弱勢社群,以免給主流社會遺忘;三木、高小蘭、曾德平等每 年六四期間規模或大或小的藝術行動,和鄭怡敏與張嘉莉每年奇裝異服地參加七一遊行─以上種種,均不迴避立場,或直接或間接介入社會政治事件,尤其在「天星 碼頭事件」一役藝術更起着「點火」作動。如果以何慶基1996年策劃的「走出畫廊」[7]作為起點,大概算是修成正果。可惜的是相對於「隱私說」,除了祈大衛對香港藝術的政治(去殖)解讀,和零星文章外(像韋一空的「藝術與政治」),實欠有系統的疏理。

近年越來越少寫藝評,原因之一是怕多重身 分影響判斷。藝術是否一定要與時並進?又有關九七的藝術是否一定要用政治解讀?在評論的時侯,如何避免拿自己的政治社會參與來霸佔道德高地,需要高度的自 覺、寫作技巧和成熟的討論氣氛。只有文革才會要求所有藝術家都關心政治!但反過來說,在一個社會能容許藝術家(或任何公民)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時侯,我們實在應心存感激並加以珍惜,因為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我個人覺最不容樂觀的是香港近期整體表達空間收窄,同時藝術家轉又入市場經濟,忙於要站穩陣腳,而疏於開拓甚至只是保衛原有的表達空間。看着兵馬俑賀回歸、國寶賀回歸、漁民婚慶舞蹈賀回歸……傳統藝術與保守政治本來不一定是最佳拍檔,然而激進政治與前衛藝術脫鈎,助長了保守思想。香港藝術未能激進,還望同仁努力。



[1] 劇場方面,只要看看十年間進念二十面體與劇場組合的發展便可見一斑。電影方面可參朗天:《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3年。去年開始出版的《字花》,亦讓人覺得耳目一新。

[2] 香港電台:「藝術無限」之「遊藝97’07’」,2007年7月17日,香港「無線電台翡翠台」播出。另見網上重溫:http://www.rthk.org.hk/rthk/tv/artsunlimited2007/20070717.html

[3]何翠芬:「回歸十年前後話─香港視覺藝術歷史的織路」,

[4] 何慶基:「默默無言」,《信報》,2007年2月23日。

[5] 2001年香港首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張頌仁便再次提出「私密說」,見「臨街的觀照」,《第40屆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場刊》,香港:香港藝術發展局。另參歐陽憲:「若即若離的城市:香港的主體性」,《連接點:當代香港藝術》,香港:嘉圖現代藝術有限公司。

[6] 有關討論,可參羅永生最新著作:《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

[7] 「走出畫廊」1996年由何慶基策劃,藝術中心與香港藝術節合辦的展覽,作品均「走出畫廊」,在灣仔區內各處展出。



下集續談幾個民間的回歸騷。

(二) 香港藝術的七月紀事

煙花落幕以後,慶回歸的紅塵還未落定。「香港始終有你!」仍到處狂轟猛炸,連泳池也不放過。即將舉行的文化合作論壇沒有了肥何,換成了老曾,但文化回歸看來一切如常。香港自不少有心人,總在小處求突破。


黑白慶回歸

在 一片紅光掩映之下,沒有什麼比黑白更能貼近我(們)十年心情。有關「臨流鳥」的十年重演,已有不少友輩詳論,姑且一贅的是,開場時那一台的黑和白,整個 台如蛛網塵封的等待劇情的倒序,好想忘記的「集體回憶」。然後歷史像黑洞,從台心的探坑把布幕吸吮到底。故事將近尾聲,一列紅布迅速戳破整個高度壓縮的歷 史時空。然後一切又回到現實的當下,包括融入中國的無限商機。

在文化中心一片「香港終有你」的白色噪音之下,吳文正與黃勤帶自掏腰胞,在 文心中心一隅擺出「香港不列顛」攝影展,爭與市民自由行近距離接觸。一列兩面的 展板,花去萬多元的租金,單是題目裡那種「港英」並稱的局限,已是歷史文物。而換來的是逝者如斯的感歎。觀展期間有一名中年男子指着維園女皇銅像椅背的圖 像說:「呢啲都無晒啦,英國佬走之前都拆走晒咯!」無論此語是否屬實,這是常民對殖民者改朝換代的一般理解。影展刻意混淆二人作品,也同時混淆港-英兩地 的城市風景,刻意營造的黑暗陰沉、粗糙模糊或強烈光暗對比,歷史之中新舊人事,一切都好像見過,但又未能準確記起。

一向以為地產商搞藝 術,一定是歌舞聲平,合家齊慶。看馮文耀在奧海城的「十年憶夢─香港回歸十年記想」,竟是一首未催燦的史詩。以炭筆、水、墨混和而成的 繪畫,經常以男體、魚、椅、樹在沒有背景的空白畫幅上沉游,組成超現實的組合,和反地心吸力的動作,畫法粗中有細。(對不起,真叫我想起英年早逝的麥顯 揚。)無題的一組斜掛畫幅,男體緣着椅邊站着,那種不由自主的失街狀態,大概是十年回歸的集體夢魘。而就地即席揮毫的「十年憶夢」,技法上雖受展場板物料 限制,但從煙花、海港、時鐘、大橋、洋紫荊、沙士、黑衣遊行、IFC、天星、纜車交織出的畫幅,所由在慶回歸香港故事中可能出現的空洞能指(除了遊行), 一下子因為黑色而變得踏實。


遊行藝術 未能激進
走 在七一街頭,遇上由藝術家創作的巨型橫額,條條貨真價實,沉重的PVC與新淨鐵通,是非一般市民手到拿來廢物利用的貨色,沉重得讓藝術家和義工都滿頭大 汗。我不知道這隊由Para/Site藝術空間策展人Tobias Berger與北京行為藝術家舒陽發起的「眾裡‧眾言……」藝術遊行隊伍,是否與「藝術品」的重量有關。策展宣言著明希望「將藝術活動融入社會」,但隊伍 選擇在金鐘全身而退,沒有上政府山,失卻了七一遊行堅持以(暫時)佔據政府總部的空間政治要義,難免予人大志未竟之感。「眾裡‧眾言……」能否算是介入的 政治藝術,還是拿政治場景借題發揮,實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由策展人為藝術家出題借力打力的功課式創作,雖然正好讓政治冷感的藝術家也有參與社會 的機會和實驗空間,也豐富了香港的遊行文化。但如果要做到具有批判力度,卻非得靠個人的長期身體力行不可。我們不應期待英雄,但當權者眉也沒縐一下、藝術 家只徒幽眾人一默的「政治藝術」,實在是攞彩有餘激進不足,只能做到借社會大眾出出氣,也許是一種香港現實。路遙知馬力,在云云「九唔搭八」的橫額之中, 由莫昭如、三木、熊仔叔叔等一行人倒拿「熱烈歡迎胡錦濤主席蒞臨香港」的巨幅橫額最為映眼。上午向「胡總」行過見面禮的橫額,是廢物利用,不花分文,下午 便變成七一大遊行的「倒胡」道具,正好用來反諷那些朝秦暮楚的忽然愛國。而一行人雖沒有爬上政府總部,卻選擇走到更有挑戰性的皇后碼頭聲援因為煙花匯演而 差點被警察清場的抗爭朋友。「眾裡‧眾言……」的橫額現於Para/Site藝術空間展出,我希望這只是Para/Site重返當下社會現實的開始!


只 是幾年之間,一種曾經叫做「香港人」的動物,已經瀕臨絕種。看着看着這些回歸展,竟覺得非常孤單落幕。當然我(們)可以把MILK推出的限量版熊貓慶回 歸視之為在消費文化中對國族與政治的顛覆、也可以把先前到港的林風眠畫展裡幾幅八九年作品,在陰影之中自憐歷史的傷痕、更可以把國寶展裡那些南宋繪畫中讀 出殘山剩水的大吉利士、或九廣東鐵為慶回歸而牽強得猶如申請掛臘鴨成為奧運項目的「創意列車」─來犬儒一番,自我安慰。看見今年七一早上慶回歸遊行的場面 浩大,自由行夾着香港人組成的路人夾道歡迎,我有點覺得自己像過街老鼠。隨着城市景觀已經變得越來越陌生,你原以為大家都會心微笑的笑話卻換來木無表情的 沉默─和諧社會、一人少句、平衡發展、停止思考、盲目樂觀─其實,正是法西斯的溫床。

「十年回歸前後話」之行「行路打倒褪」




















(攝影:蕭曉華)


梁寶山

要變的沒有改,要改的沒有來。未能去殖的回歸,是一條漫長的回頭路。

續「為歷史招魂」於原地持鐘站立,與於皇后碼頭「焚書」之後,這次我將會在七月一日的遊行隊伍裡以打倒褪方式,從維園走到皇后碼頭。沒有橫額,不一定要喊口號。如果你也身同感受,歡迎你沿途加入。


作品啟發自兩篇文章:
梁寶山:管理創意─扼殺表達自由的城市 (http://motat.blogspot.com/ )
梁文道:去殖的缺席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25771 )




*如果你不想香港繼續打倒褪,或覺得這個作品不錯,請於遊行途中捐款支持「獨立媒體」。
*另遊行當天需要一至兩名朋友沿途協助,亦希望有朋友能夠幫忙拍照。自告奮勇者請快與我聯絡。急。無酬。
*「10年回歸前後話」展覽於1a空間舉行,展期由7月1至29日。

6.26.2007

管理創意─扼殺表達自由的城市

(刪節版刊於2007年7月1日 「獨立媒體」出版之《捍衛自由 寸步不讓─回歸十周年特刊》)


月前讀報,新加坡前總理、內閣資政李光耀因為想搞起創意工業,使星洲成為
國際都會,竟然連同志也不放過,提倡同性戀合法化。美國Richard Florida的創意指標,以同性戀者人口作為衡量城市文化多元化程度的指標,現下卻成為亞洲政經領袖「管理」創意的政策。同志朋友多了一個移民選擇當然 可喜可賀,但附帶條件是要成為下金蛋的鵝,真讓人啼笑皆非。

全球化殺到埋身,城市競爭白熱化,爭相以更流動和虛無飄渺的「創意」作為充填工業他遷以後留下來的空虛。香港政府自90年代末開始提倡出文化工業和創意工 業,到了2003年董建華的施政報告才把創意工業納入為新經濟領域,直至近年的曾政府,才以較實質措施鼓勵創意,卻只懂從生意眼方面着手,而不是全面地讓 常民在生活層面釋放創意,我們頂多只是在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創意工業是一個非常弔詭的概念,它的目的並不是促發創意,而是創意的資本化、私有化,使之成為可以專有、專賣,脫離「作品」的生產場所、文化、語境,而在 全球市場內順通無阻。為了保障創意工業的市場,政府必須收窄原來屬於公眾自由共享的空間,才能為工業提供更多客源。情況就跟少建公園,多建商場,令公眾不 得不在商場花錢才能坐下來的情況一樣。

所以有趣的是,當迪士尼到了香港,政府趕緊要做的,是收緊種種與版權有關的法律與加強執法,以確保其市場利益。而創意工業以消閒文化(相對於生產文化)為 主要服務範圍,符合的當然是報喜不報憂的快樂法則(pleasure principle),稍微引起不安、爭議的訊息(尤其政治和性),都會被過濾,這亦解析了為何迪士尼式的童話,都只會大團圓結局。而版權法美其名是保護 知識產權,卻往往成為了版權持有人扼殺多元詮釋,防範一切有可能讓理想幻滅的二次創作。這些例子在國際間不勝枚舉。以本港為例,2000年Hello Kitty在藝術中心舉行「Hello Kitty Hide and Seek」展覽(設入場費);同期,由本地劇場新力軍「好戲量」創作的「吉蒂貓與死人頭」,挪用了展覽宣傳品的設計,並注入本地新聞元素(在吉蒂貓玩偶內 藏屍),迅即被三麗鷗公司控告侵權。作為另類小劇場,小眾擁疐與這只粉紅貓在觀眾層面上大概互不相干,對三麗鷗公司的直接的商業利益影響極微。但破壞吉蒂 貓的甜美形象,對創意「霸業」卻是罪大惡極,於是事件鬧上法庭。雖然最後是庭外和解,但創者卻得修改二次創造。

如果說「好戲量」污衊了粉紅貓所以是自己攞黎,那麼「國際影業有限公司」對粉絲式行的有殺錯無放過,就更顯「霸業」本色。動漫同好自建的叮噹網站以非商非 方式營運,旨在互相交流,分享至愛,實在是為「商品」作免費宣傳,鞏固消費者忠誠,「真係多謝都黎唔切」!誰料「國際影業有限公司」買下了叮噹版權,便對 同好自建的網站開刀,對多個網站發警告信,聲稱他們的圖片「侵權」。若不刪去侵權圖片,就會提出起訴。動漫愛好者面對在國際大公司只是無名小輩,無從反抗 只好就範。於是版權法變成以維護作者為名,異化作品與讀者關係為實,保障其從中取利的功能。動漫同好喻事件「令藤子.F.不二雄死不瞑目」!(事見:小 狼:「國際影業,別令叮噹之父不瞑目!」2007年1月25日刊獨立媒體)

談言論及表達自由,我們經常過於聚焦於傳播媒界的字裡行間,卻忽略了公共空間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們經常羨慕歐美城市的街頭藝人、二手市集、樂隊專 區、公眾論壇,卻遺忘了這些豐富多變和自發組織,必須要有自由的公共空間才能孕育出來。香港政府規劃的海演長廊、公園、廣場,都是過份規管的空間,不要說 聚眾表演街頭劇,沙龍影友連想在公園架起三腳架拍攝照片都會被管理人員干預。香港缺乏廣場文化,國內的城市公園,市民茶餘飯後帶同樂器自行組成平民夜總 會,曲友在樹下乘涼聚會是常事,一些城市如成都,街頭更是行為藝術家的舞台。但換到香港,卻被投訴為噪音滋擾。屯門是位處香港西陲的新市鎮,難得在市中心 有一大片公園,可供市民免費使用,於是便招來了以退休人士、長者及新來港人士為主的音樂愛好者,大家各適其適,音樂類型由粵曲、時代曲到舞曲都有,引來過 百人聚集,非常熱鬧。然而就是因為非常熱鬧,所以便來市民投訴噪音滋擾。管理公園的康文署,竟以一刀砌方式禁絕在公園內使用揚聲器及玩奏樂器,而不是在投 訴者與被投訴者之間協商。投訴者拒絕溝通,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自私心態,與政府的管理主義不謀而合,扼殺了常民的文化權利。(洛謀、袁智仁、蘇菲:屯門公園 ──多元的人民公園 ,刊獨立媒體2006年5月25日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 116695&group_id=11 )而富於政治抗爭含義的舉動,就更不受歡迎。筆者自1998年起與曾德平等每年於六四自發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外的「翱翔的法國人獻花」,以另類方式悼念六四 及企圖改變香港給政治去政治的公共空間,總有康文署人員監視。最過份的一次,是上級職員指使清潔阿嬸扮市民,撿走擱在銅像腳下的白花!加上1996年潘星 磊向英女皇銅像淋紅油事件影響,大家細心觀察的話會發現香港的公共雕塑作品,現在都在四周加建了美輪美奐的花圃甚或欄杆,以避免市民靠近和成為被再詮釋的 對像。(梁寶:在我轉身以後─給康文署文化中心當值的小職員 2006年6月4日刊《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 118882&group_id=16 )

政府的公共場所如事,由商業機構擁有及管理的空間,就更不堪設想。乘西九餘溫,各大商場均闢出一隅作藝術展覽。2005年夏利豪基金會(夏會)策劃於時代 廣場與舉行藝術展覽,藝術家文晶瑩獲邀提交計劃書。她的作品打算以消費主義與個人身份構造為題作出帶為諷刺意味的批判,後來卻因種種「行政理由」而不獲展 出。差不多時間,朗豪坊的另一個藝術展覽,則另有兩名藝術家的作品因涉及粗口及裸體而遭拒絕展出。在商場的發表機會似是多了,但作為私人物業,主辦單位往 往有全權拒絕任何作品而不須向公眾解釋。上月筆者出席一個由藝術發展局舉辦的「藝術走進社區」研討會,掌管全港共100萬平方米的零售面積的領匯化表,開 宗明義便指出商場不宜展出具爭議性的藝術作品,口脗語重深詳。自由與免費的公共空間在香港已經買少見少,在這種過度保護的環境下,市民只能迴避爭議,道 德、文化、政治尺度都只有原地踏步,社會難望可以從人與人的直接交流之中得出共識。(文晶瑩:難道又是一個藝術檢查的例子嗎? ,刊獨立媒體2005年8月28日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 61080&group_id=16 )

前衛藝術挑戰社會規範,幾成美學法則,而道德界線的寛容度,一向得來不易。1990年,進念二十面體的「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演出,在舞台上出現的一個裸 男背影,喚來滿城風雨。1995年,林奕華的「男裝帝女花」演出宣傳用上了一個抺去下體的裸男形像,引得當年的市政局以抽起贊助相脅。才為香港的劇壇換來 了打開裸體與同志禁忌的一片天。沒有當日的進念和林奕華,我們難以想像可以有今天的梁祖堯可以x何韻詩x林一峰在舞台上錯摸同性戀。要數裸能觸動到的神 經,最搞笑的一宗莫過於1992年的新男事件,佇立在中環一所商廈大堂的裸男雕像,向來與公眾相安無事,由於一名市民向色情物品審裁處投訴,於是這件由英 國女雕塑家伊莉沙伯.弗林克的銅像便被裁定為不雅物品,並被檢走。雖然事後法庭裁定藝術場地可享有括免權,算是一則小勝利。唯淫審署的機制,不鼓勵公開討 論,助長無理投訴成風,卻是紋風不動。近年由錄影力量、前述的「好戲量」、甚至李兆基創意書院學生等均嘗試在旺及銅鑼灣的行人專用區搞放映會與街頭劇,企 圖在喧囂的繁華鬧市中,建立屬於市井常民的前衛藝術,勇氣可嘉。表達自由是否能夠維持,不單在乎廿三條,而更在於我們是否能夠繼續在城市現實與虛擬空間 裡、各種無孔不入的規管中堅持人人應有的表達自由,能不能在借道德、公安、私人物業、版權之名的拘禁面前,保持建動。

6.25.2007

潘星磊:我比以前更瘋狂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刊2007年6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饒 恕我的陳腔濫調─是十年人事幾番新也好,是判若兩人也好─如果我們偶然在街上碰到,我是十拿九穩不會把他認出來的。當年二十五歲,剃得發亮的光頭,配上 一雙皮軍靴,拿一個鎚子一罐紅油,除了把維多利亞女皇打了個落化流水,更激起了香港人一場至今仍百辭莫辯的身份危機。事隔十年,與潘星磊同場展覽,披一把 長髮、頂着肚腩,收斂了的少年傲氣換上了七分圓滑。訪問約好了,我才後悔,既怕驚歎前衛不再,更怕看見身份認同在中港之間,仍是心裡的一個謎。

是 的,那是一場中港文化戰─至少不少香港人曾作如是觀。1996年9月16日中午,我正坐巴士上到北角的報館上班,經過維園,一群人正在銅像前擾攘。不以 為意,繼續上路。晚上接近埋版,才後知後覺的從新聞版同事口中得知消息。是夜,是當文化版記者以來最長的一個工作天,也是藝術家首次能夠在香港報紙佔上頭 版。接着是幾近一個月的亢奮狀態─約稿、訪問、答覆同行關於「行為藝術」的查詢、報導連文化人也差點有大打出手的討論會…….總的來說是演變成了香港人 vs.南來文人之爭。當時潘星磊正在接受調查,拒絕一切訪問,但我到今日也不會忘記摸上他當時在天台屋的家談天,臨行時我的編輯跟我一樣戰戰兢兢。 1996年的香港是資本家的天堂(今天亦然),全民炒股,大香港意識扯高氣揚─藝術家(還要是搞事的藝術家)並不意氣風發如今天的朗朗。爬上十八層屋頂, 是他狹小的房間,「露台」開向廣闊的城市樓海。他當時的理想,是當全港第一雕塑家(見王玉玲:「訪問潘星磊」,1996年9月18日《信報》),作品表現 的狂妄與生活迫人的實況彷彿是兩個世界。擱在桌上冷了的一盞茶,他就地潑向地面,彷徬在宣示着我/們的文化差別。如果說潘星磊的紅色風暴,是紅衛兵式的連 打帶嚇,觸動了香港人的恐共意識;也可倒過來說,是大香港的意氣風發與北進想像對新移民的他者化,挾着資本主義殖民政治把藝術家迫埋牆角。事隔如今,未嘗 不可以重新詮釋為一場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社會鬧劇。

一晃十年,香港原地踏步,潘星磊卻從這塊踏腳石一躍去了紐約。從老家瀋陽到中央美院, 從北京到香港,又從香港到美國,他戲稱為「七年之癢」。到美國去,用 的是1996年夏利豪基金會藝術獎的奬金,基金會規定要得獎者在兩年內把獎金作藝術交流旅費,待到1998年便不得不走。本來只打算在Vermont的藝 術工作室短留兩個月,誰知作品被紐約專門代理中國當代藝術的Ethan Cohen畫廊看中。當年在香港反資反殖,到美帝國去,潘星磊笑言是去當「文化敵後武工隊」,顛覆美國文化。當時他拿的是香港特區護照,自由出入不成問 題:「原來visa上有我坐監『冧把』,我自己都唔知。每次過境佢都問,你咁樣喎,點解呀?態度都幾好架。咁我話我係藝術家,搞行為(藝術)。咁佢就笑 囉!香港無自由,呢啲野如果係美國無問題,每次都笑過去。跟住911之後就唔笑叻,要傾多兩句……」為了省卻麻煩,加上交了女朋友,又有展出機會,便索性 長居紐約。這才深切體會到美國只是表面開放,實質比香港還要單一,藝術圈內的潛規則,華裔藝術家無話語權:「佢地係主菜,你地係配菜。全部亞洲移民每年只 有4%,可以想像亞裔藝術家的機會也只有這4%。空間就係得咁多,你玩就玩,唔玩就無…..如果有幾個藝術家霸住個位,其他藝術家就可以休息。好似蔡國 強、徐冰、谷文達幾個大佬…..如果你唔係做啲佢地認為係有中國特色既野,你基本上無機會。」而Ethan Cohen代理的,正是這幾位「大佬」。作為六四天安廣場民主女神的原創者之一,人家對他的政治身份比他的藝術更感興趣,傳媒做訪問,只關心他89年的經 歷,對他的創作和風格轉變漠不關心。他自言因為有「香港經驗」可以令他「軟着陸」,加上女友教路,所以心裡有數,相比起其他初到貴境的中國大陸藝術家的反 差較小。亦正是這些政治經歷,令他與其他藝術家保持距離:「我睇野,講得唔好聽係深刻啲囉,唔係淨係賣到畫就算,一般藝術家靠自己作品養起自己就得,但呢 條路始終唔係我想行既。」

在展場碰面,我忍唆不禁的說:「你胖了!」他回道:「所以現在唔做行為,留番比你做!」到了訪問,他才一本正經 地說:「以前以為可以用藝術改造社會,但歷 史告訴你,唔係個人能能力問題,藝術像花瓶,鍾意既話就擺係緊要啲既地方,唔鍾就就掉咗出街都可以。」他的興趣已轉到探索漢字,行為藝術只是配合繪畫或裝 置偶一為之:「每個人都有一個階段,都唔係未玩過,仲已經玩到好極端,不如留番比其他人玩。」對近年在國內搏得媒體「垂青」的行為藝術,潘星磊覺得只是小 菜一碟;而人家對他96年在港鬧得滿城風雨的也是不甚了了。觀乎現在的作品,再沒那麼「紅」,但拿政治icon開玩笑的興趣不減當年,戰線拉長了,藝術語 言更為豐富。當人家畫的毛主席賣得大熱,他卻來個馬丁路德金頭像,配上漢字的箱頭筆書法背境;又用美國國旗堆砌成「漢字」字樣。問他覺得自己十年來有什麼 改變,他說:「現在比以前更瘋狂,只是你在表面看不見─用你的話說,是野心越來越大。」「吓!我有講過咩?」「是你當時問我。無人問我呢個問題,好似好負 面咁,我好記得係你問我。」─唔係化?

想反其道而行,在紐約孤掌難鳴,潘星磊兜兜轉轉回到北京。當年的同窗友好都已自立門戶,可以一呼百 應。現下的潘星磊,不單埋首創作,還同時策展,他在 798成立的「漢字基地」佔地五百平方米,去年策劃的展覽「新西方主義」,場刊裡洋洋灑灑的策展宣言,從北京當下的城市文化,回溯西方思想的文化入侵,旁 徵博引,希望中國文化能在全球化中作出反擊。現有的計劃,是明年奧運前搞「漢字雙年展」,不單是小圈子的藝術活動,還要包攬設計、時裝、流動影像,一切能 把漢字文化發揚光大的媒介應有盡有。他現在的野心,是「推動漢字運動,何能要搞幾十年,是藝術與社會如何結合,超越簡單的政治限制─因為政治不能留住我。 共產黨都唔知點樣讓中國文化繼續發展,應該走邊條路。但我依家諗到……所以野心越黎越大,我仲係challenge緊點樣可以用藝術超越政治,對文化起真 正作用……中國文化一百年來都在收縮,係時侯要擴張出去。」對大國崛起的無比自信心,隔牆都聞得到。

搞民運唔等如唔愛國;扑濕英女皇唔等 如唔愛香港;保衛皇后碼頭,亦不等如眷戀殖民地─本來好淺易的道理,竟然令人百辭莫辯。回憶起淋紅油當日與警察的對 答,他說:「佢問一黎到就問:『係咪自己人?』我話係。咁佢就好客氣咁請我落黎先講。」反而是文化界認為他破壞公物、眼高手低、過氣反殖;作品想帶出的 「文化回歸」,適得其反。對於香港的認識,潘星磊認為自己了解深刻:「香港是我其中一個故鄉,我做夢也會夢到……掛唔掛住好似唔係我一個人決定,係家族歷 史。由灣仔坐船到尖沙咀,我就會諗呢度既水域,漂浮左我屋企人既骨灰……我爺爺當抗日游擊隊,屍骨都搵唔番……」問他人在紐約,知不知道香港的變化,他覺 得最大分別是「啲樓高咗」。我好想進而解釋近日保衛皇后─碼頭是為阻住發展主義的地球轉,是為了去殖,誰料他已接着說:「藝術家無好好訓練搞政治,除非你 一心想做政治明星,否則藝術家搞政治注定係工具,藝術家最多只能比政治家少少麻煩……高自聨(按:89民運期間的高校自治聯會)話要犧牲流血,『不過我咁 重要,我唔可以死!』」」

離開在中環的訪問地點,我只有盤算─是我們都太過頭腦簡單、還是理想太過遠大?所以藝術家還是不搞政治,只搞政 治藝術的好?如果攻擊殖民地標即是把殖民統 治撥亂反正,那倒真容易,也用不着皇后碼頭的朋友日夜留守!問題的深層次矛盾,是國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其實是一個銅版的兩面,成王敗冦的邏輯即是看看誰能取 而代之,最終殖民歷史只會不斷重演。反殖不如去殖,箇中的艱難,從十八層天台到紐約抑或北京,需要的是更多自內的反省。

6.11.2007

「焚書」之《基本法》

(攝影:阿棠)

梁寶山

~ 一起體現基本法的剩餘價值~

2007年6月9日晚上6時始

藝術單位

香港 九龍 旺角 西洋菜南街222號 四樓

無論你讀過也好、沒有讀過也好。

今天,我坐在這裡,將為你靜靜地、細細地誦讀一頁基本法(底面兩版)。

讀完以後,我會把這一頁基本法化為灰燼,給你永久保存。

Public act of private hearing

“Basic Law is burning”

by

By Leung Po-shan, Anthony

~ to testify the residual of the Law~

No matter if you read it already or not.

Today, I am going to read a page of the Basic Law to you.

When finish, I will burn it into ashes. You may keep the remains as a permanent collection.

9 June 2007

performance start at 6:00 pm

C&G Artpartment

3/F, 222 Sai Yeung Choi Street South,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5.03.2007

「焚書」之皇后碼頭


(西西《我城》第15頁2007年4月22日/ 攝影:老菲)

「焚書」之皇后碼頭

梁寶山

2007年4月 22及25日

Public act of private hearing

“Book burning” at the Queen’s Pier

by

Leung Po-shan, Anthony

22 & 25 April 2007


我 不喜歡焚書,焚書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我生平焚過的書有兩本,一本是錢穆的《新亞遺鐸》,另一本是西西的《我城》。焚過的書,往後只能記住。焚《新亞遺 鐸》是悼書院精神的失落。把書逐頁撕掉焚毀,即是凌遲記憶載體。我城的記憶將隨皇后碼頭的拆毀,行將消失於虛無。我希望你能與我共同見證這個歷史的笑話, 來,讓我在你耳邊頌讀一頁書,然後焚毀,讓灰燼都歸予你。別誤會,這行動並不憤怒,我只是想與你細細地共同誌記這城市的失憶。

4.25.2007

續談藝術館「不中不英」

模逹紀事2007年4月之四

“writing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 Adorno

這 次展覽以香港獨特的語言處境為題,不再「背書」(擁護官方的語言政策)、勇於冒險(展出曾建華的粗口牆,甘犯教壞細路之大忌)、不乏批判思考(指出語言霸 權與本土意識)。以低成本(藏品與新作並用)、小規模(中型展廳)製作貼近時事話題,是為藝術館自1991年遷館以來少有之措舉。對於這種等了十多年才終 於發生的應有改變,雖有遲來之感,但對新人事新作風,我寄予厚望。

既然是寄予厚望,就不妨加多兩錢肉緊,看看策展人與藝術家有沒有交足功 課。展覽從香港「不中不英」的語言狀況談起,再從文字語言轉到視覺語言所能促發對語言的思考和挑戰,並輔以其他同具文字元素的當代作品,以拓闊展覽的語 境。這種舖陳方式,跟上次「髮語」大同小異。然而這種如數家珍般的館藏羅列,雖然偶有佳句(例如以「女版周星馳」!來比喻李慧嫻的幽默),卻(因篇幅所 限?)未能深入分析視覺藝術作品挪用文字元素的歷史參照、時代意義和美學挑戰,理論上亦缺乏深度。例如挪用文字,個人覺得最起碼就有字義、圖象和文本三種 路向。例如六、七十年代現代韓志勳及張義作品中的文字元素,着重漢字的圖象性,反映的是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藝術家如何回應現代主義美學特質。七十年代至今 的郭孟浩,文字以書法及其即興、遊戲性為主,秉承詩畫同源傳統,並轉化成整體藝術(total art)成為香港裝置藝術鼻祖。而另一路則以消解字義,顛覆正統文化合法性為進路,包括徐冰以文字消解字義、李慧嫻的性別倒置、程展緯的失效溝通。而王天 仁、卜玉珍及石家豪,則是文本的另類重寫,夾雜着方言與流行文化的聯想。然而就我印象所及,挪用文字進行政治顛覆最為經典的,應為進念二十面體的榮念曾, 透過重複、錯置,把政治宣傳及述語變成無意義。而麥顯揚八、九十年代的雕塑,亦率先以本土生活借題發揮,題目有如揭後語,轉化成各種超現實意象(如「馬 迷」、「書迷」的人- 物組合),是王天仁的先行者。而策略地挪用方言作為對抗殖民主義以至國族主義,亦以九十年代中期的曾德平、梁志和為最,表現的不單是「香港人仍在身份問題 上糾纏」,而是對本土意識的直認不諱。當然,我們更不能忽視介乎於書法/塗鴉/申冤之間、曾杜財遍佈港九新界的墨寶!如果想要對照語言以至身份的疑惑, 「新來港移民」鄭波200?年的錄象作品「?」(忘記了題目,正在查考),就更能帶出回歸以後,除了土生土長香港人以外的身份困惑的多面性。而語言之成為 近年討論話題,實在亦離不開母語教學、大學英語化等仍然是熨手山芋的官方政策,可惜展覽嘗試開出的語境卻拾近取遠,變成了回應當下香港處境的擦邊球,搔了 癢處卻觸不着痛處。

策展原意,落實到藝術家手上,部份成了文不對題, 尤以兩件數碼作品較為牽強。洪強和燕老米的雅實驗室的《豐胸城市─瘦身文字》,想要回應以簡代繁的漢字危機,但隨着觀眾移動的文字投映,同一條程式可以換 成士多啤利蘋果橙,兩者並無必然關係。希望只是我的偏見─數碼作品不應只停留在為互動而互動的層次上!而黃琮瑜的《靈水》,試圖把水墨畫和書法數碼化,加 入互動元素,除了技術上程式反應遲鈍問題外,作品中採用的各種符碼(中英文字書法與魚/雨投映;絹本山水;「中國味」音樂)以乎想要營造空山靈雨的境界,但效果難免各自為政,並未能結合成另一層意義。讓觀眾伸手互動,數碼科技只是提供了一種即時的方便。


上述文章只是速記,連月來一篇完整的藝評文章也 寫不出,有時,我很懷疑自己到底還算不算是文化界。動筆,只是因為有讀者來郵說很想知道我的看法。藝術裡的社會關壞,任你情切切的都只是得個講字。看了 《不中不英》展覽,心裡竟浮起「non-meaning」二字。老在想一些與藝術無關的問題─去年聯合國提出以簡體字取代繁體字,究竟五位藝術家與一位策 展人,有沒有也寫個電郵,訴說繁體字不能改?有點怕自己只是一時衝動,於是隔了兩個星期才再下筆。這幾天發起「皇后碼頭,哪裡都不要去!」文化界聯署,也 是勉力為之。文化界有多少斤兩,政府以至社會對我們有多重視,大家心知肚明。

另,周六2:30由萬青力教授主講林風眠。在想,可以早一點和有興趣的朋友同遊兩個展覽。有興趣的請表態,看看可以怎樣安排。

4.15.2007

早知結果


“The ‘Culture Industry’ is not a theory of culture but the theory of an industry.”


~ Fredric Jameson, Late Marxism – Adorno, 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 p.144.

晚上十一時四十分。實在不應動筆。但是,要說的太多還沒有寫。

周一到周五,跑過藝術館、牛棚和Osage。

坐在215x巴士到官塘去,車子在高架在民居之中的天橋之間極速而過,我有種非常厭倦、早知結果的感覺。去Osage是為了捧朋友的場:林西、小白、大波輝、李傑、阿智、馬仔(排名不分先後)。從火炭到伙炭,再從官塘到Osage。能夠在這種Loft space gallery展覽,真正進入工業,可喜可賀。Joanthan Thomson從reception table上拈來一冊catalogue送贈予我,看他順手也翻了翻旁邊那冊白色的Fotainian 2004。歷史任務已然完成。

怱怱趕回理大上課,與大伙兒背道而馳,車子卻困在繁忙時間的道上欲速不得。(其實好想回來跟你們吃飯聊天。)

恕我越來越不能抽離於畫廊以外的真實,天星一役之後,無法再好好的完成一篇像樣的藝評(藝評也在台,看看Muse)。有的只是一大堆的杞人憂天,半個動了筆卻無法完成的論文計劃書、準備陪跑的種種proposals。藝術家沒有做得成、藝評也沒有。沒有像茹國烈說的偉大,我只是個無法進入工業的閒角。

前程似錦!

3.26.2007

拆去「石硤尾」粉飾貧窮牆——失落本土坐標的創意工業


「天堂與地獄─香港藝術之城市觀察」系列之三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由2005 年開始籌劃以 來,在藝術小圈子裡是非不斷。先有針對個別主事人的流言、繼有租金水平過高(尺價6元)的投訴,茶杯裡的風波,通常都只是「呢到講呢到散」。直至去年年底 「中心」正式向藝術家和團體招租,按資歷劃分成三個租值組別,最低租金由每平方尺3元起(每尺1.5元管理費另計),流言煙消雲散,約一百個單位超額認租 五倍,並預計於2007年末開張。加上附近另一七層大廈經典美荷樓,將格外開恩被保留下來,並可能改作公屋博物館─換句話說,政府正積極透過重建來開闢所 謂的深水埗文化帶。

這 座剛好有 三十年樓齡、坐落在深水埗,即全港最貧窮社區之一的「石硤尾工廠大廈」,與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七層大廈為隣,見證着家庭式山寨廠的興衰。大廈今天「脫 貧」成功,搖身一變成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石硤尾」的本土座標給刪去了,成為繼「伙炭」、「柴灣」、「官塘」等自發生成的工廠藝術區之後,全港首 個由政府規劃出來的藝術村。觀乎「售樓書」圖則,中心臨街的出入口只有白田街一個,空間格局以內向為主,輔以落地玻璃,中心內食肆與工作坊一應俱全,與深 水埗一帶以街道為主的開放式平民公共空間大相徑庭,脫離該區原有的文化經濟脈絡與空間特性。北京有798藝術區有毛主席萬歲大字,倫敦有大煙囪Tate Modern,香港則有公屋地標─都是借用工廠地標變身成歷史佈景板,然後不知不覺的把草根社區士紳化。

都市空間失衡
香港要向所謂創意經濟轉型,被犧牲的正好是勞動密集的「低技術」工人,而深水埗正是重災區之一─大陸新來港移民、南亞及非洲合法或非法移民、老人、失學青年。我無意浪漫化草根階層能屈能伸的「美德」,但依仗着唐樓、排檔、街道、街市(不 是市政大廈)、前舖後居等形成的生活智慧,的確能讓小市民搵兩餐。新近由SEE網絡與理工大學設計系合力泡製的「小作業大智慧」研究展覽及工作坊「小作業 大智慧─深水埗手工業者展覽」,就是重申基層手工業的空間特性,以說明地產發展主義的商場和平台屋苑,如何扼殺這些手作仔的生存空間。打着「創意」旗號的 賽馬會中心,正好重新整合小規模生產與作業者的互惠關係,但招租過卻只集中在「藝術界」內進行,變成了藝術界的獨腳戲。一旦美荷樓也變成了由專業人士主導 的博物館,原來屬於草根社區的生活與工作空間將進一步縮小,招募街坊來為自己被扼殺的生計作「導賞」,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

參 加工作坊 那天,擠擁在大堆非深水埗區的參加者當中,我看見一位老婆婆,弓着背在鐵絲網外不好意思進來。我主動招手,說是「有野睇」。婆婆才慢慢的走近。步入中亭後 她告訴我,她從前就是住在隔隣,搬了上新型大廈,雖然不用再爬上樓梯,街坊卻各散東西,無失去了聚腳的樹蔭與長登。 婆婆欲哭無淚,我愛莫能助。而上周由社區組織協會策劃的「活在西九」,以桂林街一幢四十七年樓齡的大廈為基地,地下是導覽圖中老店「陳振潮」菜種行,正待 舉起相機,便即時被坐陣的老闆大喝一聲:「影咩呀影!」社區被先被市區重建打造成藏污納垢的舊區,繼而被中產階級時光倒流成「集體回憶」(公 屋、板間房、砵仔糕與人情味),但對於身在其中的居民以至作業者,社區仍那是有血有肉的生產和生活空間,並未成為過去!家居與建築之所以幾十年不變,不是 因為街坊特別懷舊,而是草根階層花不起錢追逐宜家每季新款式。工作坊當日,有參與者覺得耀東街大排檔與車房和工場為隣並不合理─如果我們嘗試跳出消閒的邏 輯,大排檔是為迎合工友需要的食肆,當然就是靠近工作的場所。所以弔詭的是無論由旅發局、市建局以至非政府組織倡導的「舊區活化」計劃,都離不開把活生生 的社區定格在特定時空(嘉咸街變成「老店街」又是一例),又或把多元的文化面貌單一主題化。而以旅遊和消費主導的「活化」計劃,只會壓抑社區的生活和生產 的空間需要。

創意工業定義必須拉闊
西九一役,加上通識成為指定課程,打着「ART& LANGUAGE」(通常只用英文)旗號的畫室在中產社區像雨後春筍。自少能沉淫在英語學習環境兼有閒暇和車資參觀博物館的小朋友,將會成為社會棟樑;而 草根社區沒有電腦、未能支付車資參觀博物館、上劇院的小朋友只能安份守己讀死書,還是難望單憑學業成績入讀大學。深水埗社區的問卷調查發現,少於半數居民 知道區內將會設立「創意藝術中心」。我想,如果再追問下去,要居民在藝術中心、醫院、社區中心、電腦商場、工廠之間再作取捨,藝術中心一定敬陪末座。有一 次和該區社工參觀伙炭開放日的一個畫廊單位,她想知道更多關於展品的資料,卻遭員工冷待。我們當然可以把這現象合理化成社區與藝術各不相干。然而這不等如 草根階層沒有文化、或沒有文化需要,所以無緣置喙創意工業,情況剛好相反:1. 多元的民間智慧正是創意的泉源:花牌、紥作、大排檔、滕器織造、車衣、打鐵、小販等,既是草根社區的文化結晶,亦正好為藝術家供提小規模而零活多變的技術 支援和生產配套;2. 貧窮不只是經濟的文題,更是文化的問題。商業運作的文化設施不會照顧弱勢社群需要和付擔能力,才造成草根與「主流」社區壟文化資本上的差距。香港的堅尼系 數正在上升,如果公營機構策劃的藝術中心將來只成為專為附近豪宅服務的「會所」、又只為滿足精英份子的「國際化」想像,則中心的設立只在劫貧濟富。

創 意工業作為經濟轉型試點、何志平局長的政績工程,但提出接近十年,仍是「無米粥」。「伙炭」早有民政局甚至行政會議成員明查暗訪,近日灣仔富德樓也有重建 大員駕到,言談之間向藝術家拋出的願景是「係度搞下搞下,搞得好,遲啲咪可以去西九囉!」而藝術家的回答是「我鍾意啲小街都比你地拆晒!點創作呀?」重建 大員還是聽不明白藝術家與窮人一樣需要廉租單位、便宜物料、地道食肆,才能生產作品。藝術家真正的工作地方多是「污糟邋遢無黎貴格」,而大部份時間亦各自 為政,最怕人登門造訪。以旅遊和消費主導的規劃模式,只會使居民和藝術家一樣成為動物園裡的獵奇對象。而藝術家寄居在草根社區的工廠大廈,最後被炒作成loft living時尚而最終難逃要為房地產讓道的例子在紐約倫敦早有前科。當我們大談所謂創意工業,是否應多從「工業」想,例如在分區大綱上限制房地產過份發展,讓藝術家和草根社區都能真正受惠,而不是只以旅遊主導?

創意工業取代文化政策
沙士之後,政府曾一度提倡本土旅遊,銳意把全港十八區變成「區區有睇頭」,雖然這大計隨經濟復甦被遺忘。然而新興的社區運動,卻趕在推土機臨門之前重構社區特色,以文化策略(茶 果嶺、藍屋、老圍、利東街、茶果嶺……)向全港市民示好以自保,這一着實在是釜底抽薪。豪宅的金漆大閘與嚴密保安,能阻隔狗仔隊的鏡頭,甚至成為人家的屏 風,富貴人家不斷把公共空間私有化(周日中環的商廈,會聘請保安員驅趕站在廚窗前的菲傭!)。但一簾之隔的板間房,卻肯定敵不過八掛市民的相機;可以用來 睡午覺、搓麻省、晾曬衣物、臨時工場的走廊、樓梯、後巷、天台甚至康文署公園,肯定敵不過重建計劃與旅遊形像工程的掃蕩。在為弱勢社群爭權發聲的同時,我 們實在得小心掉入懷舊的陷阱,甚至把窮貧奇觀化。而但我亦不禁要問,為什麼我們的城市就是越來越不能接受生活原來就是平平無奇、無咩好睇?當我們的生活都被主題化之後,我們還能在那裡找生活?

在市政局總攬文化設施與資源的年代,我們曾經以為公司化和自由市場將能夠為我們的文化面貌帶來新局面。近年躍躍欲試的地產商和大企業,商場變身藝術展場、地產附帶文化設施是大勢所催,狹義的文化經濟,是繼Gucci, LV之後再引入de Vinci。貫徹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讓市由市場來打造我們的文化面貌,看似能提供更多選擇─如果嫌朗豪坊的「橡根人」不合口胃,可以到IFC看畢加索。然而商界無責任為弱勢社群謀福祉、為公民社會締造共識,結果只是各自為政的分眾市場,而不是普同的文化權利。康 文署的節目不合市民的文化需要,我們尚可向政府問責,但商場以公關思維策劃的藝術節目或公共雕塑,如果有違社區福祉、甚至進行言論審查,我們又可以向誰投 訴?縱觀這幾年藝術界與商界的「磨合」,與社區一樣「雙輸」。配合公關大主題,低廉或零創作費,還要出賣作品版權,不能搞顛覆小動作(見文晶瑩:「難道又是一個藝術檢查的例子嗎?」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61080&group_id=16 並最新的「創意列車」比賽章程http://www.rthk.org.hk/special/aru_creativetrain/ )。以創意產業代替文化政策,是公共空間的失守。

曾特首拿「社會企業」作為競選政綱,我不知道是否有名有實。如果創意工業能夠與社會企業配合發展,應是一條可以試探的出路。

相關文章:
文晶瑩:變身令人感動的博物館?美荷樓前世來生http://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97176&group_id=59

天堂與地獄─香港藝術的城市觀察
漂流教室之大學通識 http://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93518&group_id=59
老圍借藝術發掘歷史 http://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97203&group_id=11

本文參考讀物:
- 阿巴斯十年前對香港文化狀況的「詛咒」,是以歷史掩蓋歷史和現實。我們終究是沒有進步過,到了今天仍然適用。Abbas, Ackbar., Culture in a Space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亦可參Mathew Turner, “Building on Appearance”, Hong Kong Four-cast,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pp.6-7.作為解咒。
- 有關公共房屋的想像,只要親身到深水埗一行便知與我們想像的距離。或近日陳炳釗執導的「天工開物 栩栩如真」,亦有所啟發。
-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未刊稿)
-
Mark Hutchinson, “Four Stages of Public Art”, Third Text, vol.16, issue 4, 2002, pp.46-438.
-
德利克(Arif Dirlik),張歷君譯:「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中外文學》,第34卷,第1期,2005年6月,23-43頁。
-
Sharon Zukin,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London: Radius, 1988.

順帶一提,近年市面上湧現的文化生意速讀物,謬論連篇,詳細分析,可參拙文:
「放長線吊大魚─文藝場域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