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壞書

終於把這個學期的課教完了，如釋重負。大學之大，就是由這群沒有政府資助、支付超額學費和另一群時薪低廉的客籍教員為表面的堂皇充撐場面的。但最悲哀的莫過於在教室重遇舊生，看着他/她們在昂貴的文憑與副學士之間兜轉，品賦既不合學科、語文與思考能力無法跟上大學水平。這次唯有恨下心腸如實評分，希望這些學生另摘人生目標，不要再浪費青春。

厭倦教書，今年尤甚。一是因為教的教不出大學應有水平，學的失去學習興趣；二是香港文化，「習」以為常，事與願違？

不愛讀書，討厭思考，是香港大學生通病。友人常言任教的理工是Band Seven大學─既想成為名符其實的學術機構，卻又不能擺脫實用為本的工科傳統，教與學的均無所適從。對書本、論理、學術的反感，我竊以為以理工學生尤甚。友人想把人文理念融入設計教學，排除萬難爭得一點資源開設新課。作為從旁協助的導修老師，開課前不足一周，才接到課程大綱，大字標題「方法學」，內容卻盡是女性主義、文化批判與後現代理論。全職教員在扭曲的制度內委曲求存，變成學術百搭，把熟悉的教材改頭換面，尤可體諒。但教授理論只憑幾句口號式power point，重覆強調關鍵字，卻不交代理論的產生背境，推理過程欠奉，便怱怱以電影為例說明，當然更無法處理理論及自身與學生成長經驗的差異。學生聽了這種劣質課堂，一頭霧水，便以為理論不是什麼好東西。必修課以後的漫長人生，對理論與書本敬而遠之。更有甚者，拿自己的學業「教飛」，故意在功課與考試問非所答，反抗到底。導修時間有限，難以撥亂反正。如此教學，誠非所願。

中學加入通識，又以學生為本。我非常懷疑本來就根基薄弱的學生，最終能得到多少好處。在資訊時代文化脫離原有語境，變成增值資源如携如取。如果不能建立文化的主體性，或培養學生對堅持價值與信念在生活以至做人付之實行的道德勇氣，那麼，課堂內那種「各打五十大板」或「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偽後現代」式結論，最終的結果恐怕是文化變成相對論，而學生則變成看風駛舵的順民，甚或麻木不仁的犬儒知識份子。批改功課，讀到學生口不對心、投老師所好鸚鵡學舌。誤人子女之罪，此過非淺。

教導學生從日常生活中了解香港文化，卻往往適得其反的變成從香港文化了解日常生活。每年導修計劃為本的「地方研究」課，廟街、油麻地、旺角、觀塘、大澳、街市、木屋、朗豪坊、中環菲傭幾成指定動作。舊時走入課室，與學生以舊區為例以常民生活作為榜樣學生以為我傻。天星一役之後文化變成生活時尚Life Style包裝，懷舊變成消費雜誌指定動作，於是要反覆強調沒有一種固定的東西叫做香港文化。與學生落區，我嚴詞厲色的千叮萬囑的沒有任何一份功課比人家的尊嚴重要，回來還是有學生「賓妹」前「賓妹」後，又展示種種偷拍得來的「資料」。想對學生灌輸研究要先讀書、除非觀點有異，否則做過就唔好做、為學術發前人所未發的道理─但對斤兩不足的「大學生」而言，似乎要求太高。結果是居民街坊對反覆來「研究」自己阻住發達的學生，漸覺不勝其煩。再進一步要求拿了人家的生活與憂慽作實驗的學生，想想怎樣可以回報社區，就更是天荒夜談。田野研究就是為研究而研究，或更直接了當的為交功課而研究。翻閱新書，我總喜歡讀序言後記，使或抽象或艱深或累贅的正文變得有血有肉，學人的師友家庭，每為學術作出犧牲貢獻。如《晚晚6點半─七十年代上夜學的女工》的序言，道出研究竟以兩個喪禮作為開始。而蔡志祥的《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除了重建了作者與故鄉的關係外，更是「追求學問的一個小句號，同時也看作女兒成長階段的一個小標記。」下回教書，除了擇些學理雞精，也許更要添補一些感情讀物，讓學生知道研究原來不是無情無義的機械操作。

近讀陳曉蕾新書《夠照》，講香港城市過度照明，招牌廣告閃燈電視如何入侵登堂入室，侵害黑夜。讀後除了讓我知道因門前街燈闖入家居而苦惱的並不只我一人，更加令我想起學生那些無果樣整果樣，為搞effect而搞effect的排版設計。香港人容不下空白，海洋裡填平、黑晚裡噪音與光線趕走、家裡裡精品禮品堆積、日子與閑暇也被進修塞滿─怎樣才讓人知足？我有時想，真與美育有關─然香港就是越來越容不下處處留白的山水畫、無聲的音符、平淡的素描。自足，而由感覺做起。

在學生面前，我從來平起平坐，互相直呼其名。但日前與一名教語文的朋友分享他在緬甸教書的經歷。作為外國人，他可大搖大擺的繼續穿他的管褲。然而緬甸人一直致力維持傳統文化，包括非常尊師重道，於是他也入鄉隨俗改穿籠基(男裙) 。在香港，他學生直呼其名他會加以糾正應稱他作某某先生或某某博士。這聽來有點頭巾氣，但他的說法是人家尊稱你為老師，你便要盡老師的責任，包括成為學生的榜樣。這聽來老土，但在教學變成買賣，反倒有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