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小記(一)

這次旅程有千萬個理由本不該來。一者，無心戀棧換咭片、交朋友的生活，交流機會應讓予其他更積極的朋友。二者，長途飛行浪費生命及能源。三者，一整個星期荒廢了禪修。我推辭，策展人Hilary說，這是她第一次遇上會推辭出國展覽機會的藝術家。

維也納

博物館旗艦

然既來之，則安之。維也納與我十多年前背包旅行的印象完全不同，城市景觀除了更現代化以外，主要的購物區像Mariahlifer Strass與倫敦的Oxford Stress無異，老店被一式一樣的連銷店蠶食。Hilary的策展方向，是探討place making 的各種實踐，尤其藝術在當中的角色。維也納除了像提供給遊客想像的「音樂之都」外(由火柴盒到巧克力都印有莫札特頭像！)，近年也致力推動現代藝術，在舊城區西邊的Museum Quartier，就是這個大業的旗艦。原來的皇宮組群在戰後一直空置，直至到1985年給暫時開放為 Vienna Festival的展場，如果改建閒置空間，才逐漸進入公共議程。然奧地利是民主國家，從討論到落實規劃，花了差不多二十年時間(可參網頁的時序表)。當中包括一黑一白的現代和古典藝術館，中間原來屬於皇宮一部份的建築物，則被分割成工作室、書店、精品店、餐廳、及Kunsthalle。聽當地的文藝界朋友說，那所以Leopold命名的藝術館，原來是藏家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結果─Rudolf 與Elisabeth Leopold早在1950年代便開始收藏奧地利「國寶級」現代藝術家的作品，如Klimt, Ego Schiele 和 Kokoschka。 Leopold要脅如果不為他的藏品建立藝術館，他將會把作品都賣到外國去。於是政府連同奧地利銀行和收藏家組成基金會，建立Leopold 藝術家，而Rudolf Leopold本人則為博物館的策展人。這一着到底是化私為公還是化公為私，在奧地利引起極大爭議。而最新近的爭論是，藏品之中，懷疑包括二戰時從猶太藏家手中略奪而來的作品！(可參)

沒有興致入博物館，只在中亭的廣場上逛。維也納市民真幸福，廣場上的傢俱，不是趟着曬大陽的年青人，便是拖男帶女的一家大小─所謂地標性建築，在管理與設計細節上都盡地慷慨(我最訝異的是嬰兒車無所不在！)，豐儉由人，地標性建築原來也可以是屬於市民而不只是遊客的。只是其中提供給駐場計劃的藝術家住宅小間，貼附在這些龐大的建築物背後，半開放式設計讓遊人可以窺視內裡情況，真有點像動物園(也有點像我們新近開放的石硤尾工廠大廈，總要在門邊留一扇窗才對得起納稅人─或馬迷似的)，似乎都十室九空。看來所謂藝術館與工作室拼在一起的文化CDA(Complex Development Area)，都是勉強無幸福。

Depot─文藝界維園

展覽在一所老牌的藝術家畫廊GI Gallarie 舉行。無甚可記。反而是研討會的場地Depot，卻是個老左變綠營(green party)的文化陣地。Depot的副題是Kunst und Diskussion(art and discussion)，在1994年成立，原址就在Museum Quatier，是整個開發計劃的試點。Depot不是藝術空間，既不辦展覽，又不賣作品，只搞無利可圖的齋talk活動，是為文藝介的維園。會址包括地下的酒吧和會議室和樓上的辦公室、寫字樓和小型會議室，並養起五、六名員工。每月辦講座、電影會、發佈會、研究會。從歐盟到藝評空間、從公共空間到反納粹......議題針針到肉。後來Museum Quartier打完齋唔要和尚(當然還有當地微妙的政黨政治原因)，迫遷到後街。然荒謬的是接受文化部資助的組織，每月以納稅人的金錢(市文化部)繳付近四萬元港幣的租金。

(有機農墟上應節的南瓜湯，澆上南瓜子油。承惠3歐羅。美味極了！)

展覽與研討會完結，機票改不了，還有三兩天的光景，便趁着秋日陽光怱怱逃離城市。揭開TimeOut和Lonely Planet，都說維也納不遠就是Danube River，風景如畫云云。上網找住宿資料，才知道Danube 原來即是多瑙河。歐遊我最喜愛就是漫遊小鎮看教堂，然導遊書上的資料非常簡單，幸兒在網上卻找單車友的遊記。所以這次要回饋讀者，把食宿行程都寫得仔細一點。

多瑙河

Krems

多瑙河在維也納附近的一段有幾個古老小鎮，宗教氣氛非常濃厚，雖然大肆發展旅遊業，但河谷緩緩的山勢最合種植葡萄，兩岸差的酒莊把產業與文化都凝固了，要是拿着幾百年前的地圖，我想還行得通的。在Franz-Josef Bahnhof搭火車(約一個小時一班，車票14歐羅，車程約一小時半)到南岸的Krems，用三天的時間向西南逆流而上Melk作為終點。歐洲一般的旅遊服務都做得非常好，食宿豐儉由人，背包客不會遭人白眼。按圖索騏住進一所由建於1905年的郵局改成的旅店Alte Post，連早餐(厠浴共用)收費30歐羅。在旅遊詢問處拿了地圖，在油站租了單車，已經三點。急不及待享受最後的日照，飛車到河邊。久雨放晴，周日到處都是遊人，有點像假日的吐露港單車徑。幸兒遊人都很禮讓，不致人車爭路。這條沿河的單車徑，指示非常清晰，據說還可以從德國的源頭踩到布逹佩斯。這天的多瑙河沒有憂郁的藍色，在陽光之下反生氣盎然。河流本來到處都一樣，不外就是灣灣曲曲的一條水嘛─然多瑙河的美，在她與山勢和人文風景的配合。小鎮的教堂、石壁上的古堡，點綴着一條緩流着的水。這一段的河面約估計有二百米，從Stein那邊的鐵橋過渡北岸，橋上的行車路兩邊留有單車徑，記得歐陸都是靠右行駛，單車也不例外，否則到了橋中央遇上對頭實就麻煩了！

在Krems這一邊，老遠已望見對岸山上的古堡，雄據山上，像在平地昇起一般。看清楚地圖，原來不是軍事或封建貴族的堡壘，而是Benedict的修道院Stift Gottweig！沿河的平地不合種植葡萄，騎着單車，Stift Gottweig便在高大的蘋果樹和密麻麻的玉米與向日葵之間時隱時現。

(Stift Gottweig可望而不可即)

(酒莊外牆上的葡萄壁飾)

時近黃昏，怕找不着回頭路。在近岸的另一條村子Mautern上稍事停留，再到Futh材子，馬路上停滿各式名牌氣車。看看房子上的葡萄圖案裝飾，才想到原來是讓人品酒的酒莊旅館。沿路其他小屋，有的也插着frei Zimmer(free room)的旗幟，若有機會再來，定要試試住進這些地道旅館。從Donau Bruke 拐了一大圈在七點前把單車送回。油站的單車很不好騎，又不要能租過夜。要不是因為是星期日，我原不會租油站單車的。順帶一提，奧地利的有機食品雖然非常普及，然地道菜餚仍以肉為主。作為素食者的我又不太懂點菜，早午晩都在吃芝士，肚子不斷的咕嚕咕嚕。於是在旅館旁Steiner Tor (與Krems接連的Stein城城門)下的日式館子吃晚飯，聽到待應的口音才知道原來是中國人開的店子。點了一客9歐元的素食便當，除了炒雜碎外還有炸春卷─當不能與真正的日式館子媲美，但總算有飯落肚。

翌日早上吃過早餐，雖然心裡着急想到Stift Gottweig，跑到舊城外火車站附近的HohnsteinStrass租車(全日15歐羅)，之後還是覺得古城街道不容錯過。有趣的是現在稱為Krems的小城，其實是與Stein 與Und三個小鎮一起連着的，各有自己的城門、大街和教堂。從Krems 的舊大街Land Strass(也分上下段─Obere 及Utere)穿過Steiner Tor到Steine那邊的舊大街Steiner Land Strass，踏着修長宛然的碎石路看文藝復興式樓面，碊留着的壁畫雖經修復，卻沒有回復成完整的面貌，偶兒透露出一麟半爪，煞是耐人尋味。早年遊歐，被種種偷厄拐騙的故事嚇怕，既不敢鑽小巷、又不敢與陌生人攀談。有時寧願餓着肚子，也不上館子怕被宰價。現在年紀大了，膽子也大了，更恃着懂幾句德語，總想跑到沒有遊客的地方。

九月的中歐，太陽依舊早起。從窄巷拾級而上，穿過拱廊到了半山的平台，豁然開朗，眼前是一座巨大的教堂，背後則是多瑙河谷。這座始建於公元11世紀的教堂(Frauenberg)，現主體建築雖說是早期巴洛克，外表卻其貌不揚，只有鐘樓部份多了幾道弧線，當然更沒有歌德式教堂的拱柱和雕飾。然在教堂外設置真人比例的彩繪耶穌像、並在其後繪上如佈景般的壁畫(即如虎豹別墅一般)，這種做法我也是第一次見識。推開沉重的木雕大門內進又關上，教堂內空無一人，安靜很只餘耳鳴。祭壇座北，陽光從東牆的彩色玻璃透進來，照在金碧輝煌的巴洛克式祭壇上─戲劇性的彷如神跡一樣。把維也納高大陰沉而喧囂的St. Stephendom也比下去了。靜看那些都設在視平線以上的雕塑和繪畫，憑小時讀天主教學校而僅備的聖像知識去辯別那些聖人和故事。教堂的後面，一邊是大學的教學樓，另一邊是小城的文法小學，在碎石路上走，可以聽到子孩朗朗的讀書聲。然後我想，要是我也生在這種小鎮，一定會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安隱的生活，政治上也會支持保守的社會民族黨。

(下山時拾得的手丈。)

在舊城遊逛，不覺已到中午。唯有靠在沿河的餐廳吃午饍。渡過了忙碌的周末在周一還開店的，大概都不會是良心小店。點了一客蕃茄湯和沙律伴蛋餅，果真難食非常。飯後趕快渡河，按着指示牌到Stift Gottwieg。從蘋果田到葡萄園，暗斜更覺路長。兜兜轉轉，Stift Gottwieg仍是遠在天邊。最後終於從村子轉回大路─單車店明明說了是能踏單車到Stift Gottwieg的，然眼前卻是一條康莊大斜路，房車與我擦身而過。好不容易才等到有路人行過，知道巴士站就在前方(這裡的火車、巴士和渡輪都可讓乘客帶單車的，既鼓勵單車旅遊，也減少排放廢氣)。誰知下一班車要等到四點多。問了一名老婦，她說有小路可通上Stift Gottwieg，但見山路崎嶇，不能踏車。這時已在Stift Gottwieg腳下，進退不得。看見對面有全副武裝的單車客，用英文問清楚。他說，怎能到了這裡(Panholz Strass)也不上去？便提議我把車關在這裡，然後踏山路上去，只須半個小時，還夠時間在上面喝杯咖啡才回去！大着膽子走進荗密的森林小路，原來放晴的天空逐漸陰雲密佈。說會有凶猛的野獸嗎？會有蛇嗎？會迷路嗎？會有鬼嗎？總之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怕什麼，走到後來便只聽到自己的腳步和喘息─於是說了要30分鐘才到達的捷徑，我用不到20分鐘便爬完了。還沒把氣喘平，迎面而來便是一對剛行禮的新人，伴着教堂鐘聲。原來Stift Gottwieg大部份的地方都不向公眾開放，除了價格高昂的宴會廳。Stift Gottwieg除了是古堡之外，就是葡萄酒品牌。於是我只在平台花園留個自拍照，喝了杯Melange咖啡。人在高處，除了是看得更遠之外就是看得更遠，竟覺不甚了了，便怱怱原路下山。經Futh 到Palt，時已黃昏，等待收割的玉米田教人分不清東南西北，在路上遇到的不是駕着農產車回家的便是溜狗的老人家。問了幾回路，才回到對岸。6:15趕回到單車店，店員已全部下班。(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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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回家聞吾友家榮已於中秋當日在颱風中剃度出家，法號性者。實在歡喜。)

風中台灣行

七、八月都在家裡專心準備九月的遠遊和剛舉行過的新書講座。游水、讀書、打坐、做飯─打廉價的工作徒花時間精力，省掉車船飯錢，無事不出門反覺物質與心力的允裕。這個夏天是異常的風和日曬。

吾友文道邀我參加四城文化交流會議。乘便先到台中內觀中心當了三天法工。夏日的內觀中心，生氣勃勃，樹也特別的綠。年初雖然轉修宣隆禪，惟我不能忘記的是葛印卡內觀中心諸位老師的循循善誘，生命的痛與禪坐的喜悅，和法工們全心全意為我們準備的飯菜和為締造良好的修習環境所作的一切。故此總覺要得要回饋大家，讓更多人能夠受惠。當法工的作息與修習時間似較輕鬆，然原來每天要準備近一百人的飯菜，廚房從早上五時至中午都像戰場一樣分秒必爭。最佩服的是大廚，既要把握食材份量，又要分配近十名法工的工作，當然更要煮好每一度菜。每天洗瓜切菜，為我一輩子都吃不了的那麼多的果仁切粒；恭聽嚴厲的大廚的分付，心無旁貸地都好眼前的每一樣事情，珍惜每一口米飯和蔬果......真是最好的去除自我的方法。可惜這次不能久留，希望下回有機會當一次全程法工，做飯之餘也好好的靜坐修持。

回到台北，兩天會議討論氣氛有欠熱烈，無甚可記。可能是因為國內朋友的行程緊密，要談的在旅途中都已談過，又或者都累了。比較慶幸的有兩件事，一，是能在中山堂的光復廳開講，感受歷史的感召力。二，是會上遇到林谷芳老師。林老師開口便說不喜歡參加會議，又說往往看見搞前衛藝術的朋友，作品盡顯聰明之餘，卻看不到跟自身的生命情狀有何根本上的關連！此語真正中要害。午間與王亞維見我仰慕林老師，特地拉我同桌。品茶、聽曲、坐禪.....看林老師的氣度，儼然今之古人。另外，有趣的是看內着上海和深圳以社科院為主的團隊，差不多清一色都是哥兒們，反倒是香港代表團有黃英琦、何秀蘭、鄭敏華，當然還有橫行無忌的小樺！台灣的表演藝術聯盟安排細心周到，風雨之中，大家都能平安回家渡中秋。

順帶一提，在誠品怱怱一轉偶遇的書：
Democracy's Dharma: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ement in Taiwan

多謝康姿堂和文道贊助旅費。

另在找有稿費的刊物發表會議文章，遲下跟大家分享。這文章寫的用心，謝謝四位給我訪問的友人：沙沙、劉國亮、ocean與管偉邦。



圖：自由廣場─立此存照。

殖民地的現代藝術(完整版)

租界‧殖民地的現代藝術
原於《明報》「世紀版」「租界」專欄連載
(由2008年5月5日至17日，周日除外)
梁寶山

*本文比刊2008年8月號《字花》更詳細，是為本文的終極版。


(圖：《好望角》第11期。)

(圖：配合《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韓志勲千禧自述》整理出來的香港六、七十年代文藝地圖。歡迎轉載錄用。敬請刊登出處。)



第一篇 序言
圖：Quart Society沙磚 廿豆 官塘 富德越界、過渡、打開、Mag Paper、PS、香港視藝、E+E

《明報》黃靜來電為騎劫「世紀版」一角的「租界」專欄邀稿，着我寫香港藝術。年少出道，不知天高地厚，在開幕裡亂轉一圈，便寫成所謂藝評，往往洋洋灑灑幾千字。當時適值九七回歸的政治狂熱，對超然於當下社會政治的藝術既感不屑，復對傳統媒介不甚了了。怱怱十年，分身擔演過藝圈不同角色，磨爛青春與熱忱之餘，換上西九新篇卻總覺事不關己─從Fringe到Quart Society到工作室、從Para/Site到油街、從裝置到新媒體，還有進念、沙磚、城市劇場、廿豆、Microwave、videotage、MOST、公社、Z+、1a、AAA、牛棚、伙炭、柴灣、官塘、富德、Arts School、SCM、BU、創意書院、Art Fair、雙年展、青文、樂文、田原、洪葉、東岸、文星、阿麥、序言、echo、越界、過渡、打開、Mag Paper、PS、香港視藝、E+E、a.m. post、White Text、Muse、众獨、月台、字花、讀好書、Timeout、進一步、Artopia、MCCM、廿九几、Page One、Asia One、CUP、Up、Hanart、Gallery 7、John Batten、Osage到創藝中心與C for Culture ─不能盡錄的走了一大圈。時下策展成風、雜誌回生、展覽講座無日無之形勢大好，但看展覽入劇場，動人作品卻越來越少，越發覺得太陽之下無新事。無緣北上，更無法轉行。適逢江瓊珠找我為一位老前輩編書，唯有暫借歷史遮蔭，查找香港藝術的前世今生。上述開列，是90年代出道文化人的集體回憶；往後幾篇文字，是對前人的拾遺追跡。(刊2008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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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地之一
圖：《好望角》代創刊詞 香港藝術節(多圖) Mobile Art Show (另1980年代流動藝術) 天星碼頭現狀 信和─香港藝術


殖民地與現代藝術，聽來各不相干。身為大英帝國的遠東子民，好處是由語言到城市建設，都容易與「國際」接軌，但壞處是就算是搭上了便車，卻不保證是能達終點。藝術界的奧林匹克，在城市爭相濫辦雙年展之前，一直由三個老牌雙年展主導，分別是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1895年創辦)、巴西聖保羅雙年展(1951年創辦)及德國卡素文件展(1955年創辦)。雖說藝術比試不比奧運聖火般政治敏感，但在全球化以前，民族國家作為想當然的文化單位，仍是這些國際展覽的入門卷。翻閱韓志勲先生的口述回憶，一件舊事，尤為氣結。韓先生早在1962年，即加入「現代文學美術會」。翻開會刊《好望角》，不是李英豪推介歐美文學、便是呂壽琨或王無邪為現代藝術和抽象繪畫作的「辯護」。1963年《好望角》代創刊詞中，有這麼的一段說話：

「我們並不是孤立，空想的一群，我們確切認識到多年來當代文學各主要問題已在各報章副刊及雜誌上熱烈討論過，而繪畫中的『抽象』漸被認識，大會堂美術館第一批購入的永久藏畫，大部份均是本港新銳現代畫家作品。凡此種種，皆是「文學藝術植物能夠繼續生長的證物。」

新時代、新建設與殖民政府開出發的文化期票，對當時這群大部份仍還只是二十出頭的「番書仔」來說，可謂充滿憧憬。急不及待大會堂落成，1960年韓先生與第一代的現代藝術家包括呂壽琨先、鄺耀鼎及白連等便在天星碼頭東翼舉辦畫展。1963年，土生土長的現代藝術漸成氣侯，韓先生與郭文基、金嘉倫、林鎮輝、尤紹曾、文樓、潘士超等組成了中元畫會(後來再加入王無邪、徐榕生與易宏翰等)。1962年3月大會堂美術博物館開幕，開幕前兩個月才聘任了約翰‧溫訥(John Warner)為館長。沒有藏品的藝術館，唯有以臨時展覽充撐i。5月至7月舉行的「今日的香港藝術」(Hong Kong Art Today)，透過邀請和公集開徵集，共展出120件作品，是為開埠以來首個開宗明義以「香港藝術」為題的展覽。同年還有由美國人Dorothy Swan(士璜女士-後詳)於尖沙咀漆咸道開設的雅苑畫廊(Chatham Gallery)，和1963年由尤召曾先生開設的三集畫廊─香港藝術家終於正式「走入畫廊」。然而有了「下層建築」，並不代表香港藝術家從此吐氣揚眉。1970年，當韓先生得到美國洛克斐勒三世基金會獎助到訪巴西，獲邀參加聖保羅雙年展，才知道香港原來一直都有獲邀，只是通過英聯邦轉達，中途卻給殖民地官員溫納擱着了！沒有民族國家身份，「香港藝術」無法在「國際」立錐，而這一擱就是三十年。2002年香港才從官方途徑，以「中國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ii(刊2008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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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地之二
圖：聖斯酒店(黃波般寫生稿) 聖約翰堂 雅苑畫廊 雅苑在《好望角》廣告 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會刊封面(由文樓設計) 信和的火炭廣告

續談現代藝術之「地」。在建成大會堂之前，香港根本沒有專用的「文娛藝術設施」。在此以前畫家辦畫展、畫會舉行雅集，惟有租用或租用酒家、酒店、百貨公司天台大堂或和教堂iii。上文提過的雅苑畫廊，《好望角》第二期曾與史璜女士作過詳細訪問。畫廊地址在漆咸道103號，原址大廈已經拆卸，應為舊式商住大廈，佔地兩層。畫廊東主士璜女士(後隨夫姓Brown)，是拔萃女書院教員。當時漆咸道一帶才剛填海、今日尖沙咀鐘樓仍是完整的九龍火車站，鐵路沿海而建。據現存照片所見，畫廊雖然不大，但當時的繪畫作品畫幅較小，仍未習染博物館式巨構，佈局舒適、光線柔和。畫廊除了展出海外藝術家作品外，似乎與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諸位關係尤為密切，曾展出潘士超、張義、林鎭輝、金嘉倫、呂壽琨、韓志韓作品。呂琨壽更曾借用畫廊授畫，遇有外籍學生，偶由韓志勲作翻譯。除此之外，還在雅苑還在每期《好望角》刊登廣告，畫廊與畫會共生，為藝術家代理作品，又以廣告回饋畫會。然而外國人在殖民地多為過客，1967年香港因文革而政治動盪，加上士璜女士再生一兒需顧照家庭，遂於1967年結束畫廊生意偕夫定居美國，直至1998年逝世。

月前遊逛著名時裝品牌的Mobile Art Showiv，沒有碼頭的天星停車場涼風熠熠。也許是歷史的玩笑─舊日前輩藝術家致力走入畫廊，今日藝術家卻努力走出畫廊，走入商場、走入貨櫃、走入消費雜誌，與商品交換角色，爭與廣告親近群眾。(刊2008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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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地之三
圖：2008年7月7日信報文章插圖 羅家英廣告

有雞先還是有蛋先？有場地先還是有藝術先─that is the question。「政策」落入文化圈視野，我最早的印像是九十年代初，由文化界應否爭取加入功能組別的討論引起。榮念曾、黃清霞、洪清田、周凡夫、蔡仞姿、陳育強，還有當時的年青才俊胡恩威和梁文道，於《信報》、《明報》、《華僑日報》和後來的《越界》(後二者均已停刊)發表文章，時與藝評平分文化版春色。當時社會普遍少談藝術，文藝政策更乏人問津─情形剛好與西九時代只談謀略不談藝術相反。那時剛進入電腦年代，「硬件」「軟件」的在報刊上刀來槍往，真是潮氣十足。畢業不久遇上兩個市政局迴光反照，史無前例地紛紛發表報告與諮詢，我也牙牙學語的說官辦文化只懂搞硬件。然而近年出席無數西九論壇，潮語變成腐語，我也開始搞不清楚到底瞓覺係咪真係要有舖床v，只見沒有舞台的「好戲量」街頭聚眾vi，令警方頭痛。

又是余生也晚，我的電影回憶只有藝術中心。在未有火島電影會和電影文化中心以前，「第一映室」(Studio One)只是道聽途說。想按圖索驥，想找出映室地址，詢問前輩和電影資料館朋友，才知道「映室」原來不是一個場地。戰後香港戲院雖多，卻從不播放「藝術電影」，零星的放映活動，均侷促在香港大學陸佑堂、工業專科學校(理工前身)和舊告羅士打行的英國文化協會。大會堂成立，促發影癡從用家變行家。十來位外籍人仕向海外發行商直接買片，以會員制方式穩定觀眾與財政來源，定期在大會堂播放電影。籌委會當中有政府官員、商行和港台職員，因利成便到外國選片。第一映室全盛時期會員曾多達3000人，何弢(及傳聞中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也是活躍成員之一！vii(刊200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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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地之四
圖：第三空間─1960年海運大廈 希爾敦酒店 狹隘家居(韓天台屋)

翻開的1997年《香港九七文化視野文件集》，赫然發現原來早在1992年中文大學已經舉辦過「公共空間與公共文化國際會議」。溫故知新，才醒覺原來在時代廣場搞野餐派對真是「娘爆」，難怪要勞動九倉大賣廣告指我們走向「民緒而『私地公有化』」(原文錯字照錄)。1960年代冷氣商場與咖啡店曾經是新鮮事物，現代科技夾雜西方時尚的舶來品，文藝青年茲以為身份像徵，揮別過去酒樓茶居的中式公共空間。陳冠中曾有文章詳述海運大廈的巴西咖啡viii，它之所以曾經盛極一時，也許亦與中大校外課程及英國文化協會均曾設址在星光行有關。除此之外，上文提到的雅苑畫廊，附近亦有雅閣咖啡室，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諸君最愛流連。咖啡雖貴，但喝一杯可「磨」到打烊，是擠迫居住環境以外讓文藝青年透透氣的好地方。而格調更高的，則有酒店咖啡室，從天星「過海」便是文華和希爾敦酒店，最宜與畫廊洽商或「溝女」。如果硬套哈伯馬斯的公共場域理論，這正是同文凌柏年、曾瑞明與小西一再糾纏的沙龍文化小資場所，而文藝青年x公共場域的結果是做造了我城現代藝術第一波。難怪政府堅持西九一定要以綜合方式發展，以商店食市帶旺人流。然而倒退的是由馬家輝到塵翎都慨嘆在星巴克年代，香港竟找不到容得下一張原稿紙的咖啡室ix。八十年代建成的各區大會堂，設計上都設有咖啡閣，但塑膠花與白光管，既不是平民價錢又拿不出小資品味。就算是原裝正版大會堂與後來居上的文化中心大堂咖啡閣，侍應再禮貌周周還是難掩連銷店本色。真令人擔心將來西九的咖啡室也是不外如是。(刊200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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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地之五
圖：美國圖書館現代藝術幻燈片清單 今日世界封面(創刊號、目錄 及1963年265期 青年藝術家作品) 今日的今日世界

上回說到文藝青年愛蒲咖啡店，然而精神食糧其實更關鍵。各國駐港文化機構，包括英國文化協會、歌德學會及法國文化協會先後於1948、1951及1953年在港設立分會，而美國新聞處亦於1950年代轉趨活躍。單看成立年份已知並非偶然─香港作為「自由世界」卻與「奴隸世界」只一河之隔，是重要的意識形態據點。這些文化機構早期均設址香港島(主要在中環)，除了辦語文班，有的更設有圖書館和展覽廳，不時播放電影、舉辦展覽，推廣本國文化。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美國新聞處(U.S.I.S.)，轄下圖書館早期設址中環雪廠街，後來遷址統一中心，書籍雜誌外還有藝術品幻燈片。除了輸入美國文化外，展覽廳會讓香港藝術家辦展覽。U.S.I.S.向「鐵幕」播送「美國之音」，又出版《今日世界》(原名《今日美國》)。向圖書館員申請從書庫中取出《今日世界》的合訂本，1952年第一期創刊號封面是剛才加冕、年輕貌美的英女皇；發刊詞題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內頁圖片是「走向自由！韓境被俘共軍生活剪影」；目錄小字，有「張大千與羅月支」─ 藝術像夾附在意識形態戰中作調劑。1960年代，幾張彩色圖片，售價港幣二角，得來不易，一點一滴地滋潤着文藝青年。再翻開1963年第265期的《今日世界》，紙質與版面相同，內容包括「我在大陸的僑生生活」、「共黨叛亂的戰場」.......而封面封底都有香港藝術家作品的彩色(！)圖片，分別是韓志勲漸趨抽象的風景畫、張義與林鎭輝的現代雕塑和繪畫。《今日世界》在台灣、越南、菲律賓、韓國、柬浦寨、馬來亞、泰國及寮國均有發行，雖是統戰工具，卻養活了不少文化人，亦促進了亞洲「自由世界」之間的交流，對現代藝術的互相觀摩。有趣的是大國崛興，今日在網上搜尋「今日世界」，從螢幕上跳出來的是在北京政論雜誌，封面都是國家領導人的肖像。而今日的孔子學院，已遍佈全球超過三十個國家，提供漢語課程、推廣中華文化。(刊200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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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地之六
圖：英國文化協會 智源書局

上周談到香港藝術家如何在冷戰時期與世界接軌。除了「美帝」之外，還有英、法、德三國的文化機構。英國文化協會創會至1970年曾設址在當時全港最高的告羅士打大廈；法國文化協會在麥當奴道；歌德學院在都嗲利街一號樂古大廈，就近政經中心，並在港九兩地漸漸擴充。1960年代末英國文化協會便一度設址在當時最先進的冷氣商廈尖沙咀星光行。歌德學院在1978年遷入香港首座由民間倡議的法定藝術機構香港藝術中心x，與其他文化藝術機構為隣；還有DAAD(即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為有志留德的年青人提供獎助。法國文化協會則分別在1971及1976年設址灣仔軒尼詩道及佐敦道。三個機搆至今仍然活躍，只有美國新聞處在1995年停止了圖書館服務。

除了駐港機構，值得一提的還有智源書局。智源原是廣州字號，1947年來港在德輔道中67號B開業。除經銷大陸圖書，還售賣文儀及體育用品。1950年代中遷往威靈頓街42號，才開始專營藝術圖書及代理大陸及外文書籍雜誌，遂為當年藝術家「打書釘」地點。惜1965年所在樓宇夜之間被政府列為危樓，書店怱忙遷往九龍。1960年代智源轉型，引入日文書籍雜誌，為全港首創。智源至今已歷三代人，門市設於尖沙咀金巴利道。而由郭沫若手書的招牌，仍懸於店舖xi。(刊200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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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人之一
圖：大會堂(展覽現場) 今日的香港藝術(封面及展品名單) 溫訥 顧理夫
(剪報：第六屆香港藝術節1960年10月15至11月20日)

歷史大勢自有軌跡，個人之力實往往只是偶然因素。在「地之一」提到的溫訥在大會堂為香港藝壇帶來新思維、新作風，大力提倡現代藝術，卻連一直與港督高官關係良好的陳福善先生也不放在眼內。1962年舉辦「今日的香港藝術」(Hong Kong Art Today)，陳福善送交作品全軍盡脈墨，而其所屬華人現代藝術研究會仝人也差不多全部名落孫山。此事引起整個藝壇軒然大波，李世莊編寫的《從現實到夢幻─陳福善的藝術》有詳寫記載，此處不贅。惟翻開現代畫家的老殖民地記憶，提起溫訥，也是不甚了了。那麼溫訥除了來自「事頭婆」宗主國，到底何許人也？

畫壇有三劍俠陳福善、李秉和余本；然主宰香港藝術體制的也有三劍俠，分別是溫訥(1930- )、顧理夫(Michael Griffith1920年代 - 1975)與夏德菲John Hadfield(生年不詳)。三人都是學院出身，1950年代末從英國來港─換句話說，都是從二戰走過來的人，大概是在祖國找不到發展機會，遠渡殖民地闖一番事業。顧氏原習雕塑，1950年代教育司署成立美術組，顧氏出任督學(inspector)直至1975年退休。Hadfield 專業原為紡織設計，來港後曾任教不同院校，最後成為工業專門學院(即理工大學前身)設計系系主任，直至1978年退休。溫訥本人則先入職教育署，曾任教羅富國師範學院。當上美術館館長時才32歲，直至1976年退任。三人雖在建制內確立了現代藝術的地位，卻同時小心翼翼地保證不會在政治上出亂子。(刊200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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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人之二
圖：呂壽琨 舊試題

每次觀賞呂壽琨先生的禪畫，我總是難以想像那種超塵脫俗，是如何在社會政治動盪、滿街菠蘿中寫成的。現代水墨處身在現代與國族之間，位置尷尬，早有論者述及xii。殖民地搞藝術，歌舞昇平、促進工商就夠了。「香港藝術」之難以驗名正身，不獨因為國族身份模糊，難題還出在「藝術」本身。上文提到的顧理夫，曾參與美術課程改革，致力改變美術老師修改學生作品、鼓勵學生抄襲畫稿(甚至只是塗塗填色簿！)的陋習。在任期間由政府保送或得英國文化協會獎學金留英的有李國榮、林超漢、李國輝、彭展模、鍾永文、郭樵亮、陳炳添、吳稚冰、郭婉嫻、譚惠霞、楊懷俸、潘宏強、梁崇鎧等諸位美術老師，為香港美術教育界作育英才。七十年代，美術科沿習宗主國概念，定名為「美術勞作」(Art &Craft)，除了回應工業發展需要，原來還是為了防犯政治顛覆性，資深美術教育工作者郭樵亮老師憶述：

「照我的感覺，顧理夫(Griffith)對政治好敏感，他很怕......你都知道在67年，世界性的學生運動，好多都是美術學生發起的。在法國又有類 似的情況。至於在英國，就有一間美術學校的學生包圍了整間學校。顧理夫提起這件事，說Artist(藝術家)是trouble maker(麻煩的製造者) [......] 他說自己是sculptor(雕塑家)，但來到香港當殖民地的教育官時卻好敏感，覺得那美術學生在作反。他一直都不喜歡我。他說要有Design(設計)，不可以只有Art(美術)。首先，將科目名稱改作Art & Design(美術與設計)，或者是Art & Craft (美術與勞作)，不要單純稱為Art(美術)，是由他開始的。曾經有一段時間，他想連Art(美術)這個字也改掉，因為他經常表示"Art cannot be taught"(藝術是不可以傳授的)，要改做Design(設計)。 」xiii

另一位李國榮老師也有類似觀感：

「所謂『殖民教育』，就是不希望人們多動腦筯。畫畫是最自由的，所以歷次各地的學生運動，大都是由美術學院修讀繪畫的學生發動的。所以從事繪畫的人，思想是最重要；除非是不懂繪畫，只一味抄襲的就不用思想。設計就不同了，因為有一定的方式讓人跟隨，很多規範；而繪畫好比寫作，不斷思考，所以較容易『造反』。」xiv

於事，官校把應該用來訓練學生美術思維的時間都磨蹭在手工技能上。加上英文中學的會考試卷經常由這「三劍俠」批改，合格率給故意壓低，間接控制滋事者數目。這種避重就輕的「美術教育」終於變成「勞化教育」。

編書期間，得到藝術館人員協助與溫訥先生聯絡上，實在出乎意料。現年七十多歲的老先生，為素未謀面的前殖民地後輩寫電郵，補充了若干殖民地過客的資料，言詞誠懇友善。殖民地對「藝術」的恐懼，我有時想，就算是換了再開明的主事人，歷史也不會改寫。(刊2008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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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人之三
圖：中元畫會(在辦公室內合照) 文樓 王無邪 張義 (李英豪) 新結社：roundtable、mere independent artists的西九合照

翻閱舊資料，常見一張1965年的老照片─八個大男生擠在一個小房間照合照，身前沙發的邊角、身後排列整齊的書架、還有地上毛茸茸的地毯，見證着一個已經過去的年代。這八個男生分別是文樓、徐榕生、韓志勲、潘士超、郭文基、張義、尤紹曾、林鎭輝。有的西裝畢挺、有的只穿裇衫西褲、有的蓄一撇小鬍子，而戴的眼鏡，都是深色粗框。眾人當中還端坐着一位笑容可掬的女子，是畫會秘書程潔瑜。說是男生其實有點不盡不實不禮貌─中元畫會脫胎自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在1963年成立，除了幾位學院出身的年青人如張義、文樓外，都另有正職，公餘自學成才。我認識張義先生是在1995年，大家都趕在他退休前修他的課。文樓先生則是因為「回歸寶鼎」訪問過幾句而已。顧名思義，「畫會」以畫會友，風格雖然各異，但理念相近；而文學與藝術常互為表裡，關係密切，藝術家為雜誌做封面、設計標誌，作家又為藝術家寫序言、搞評論，互相激發扶持。中元畫會成員數年後各自獨當一面，畫會遂於1969年解體。以特定藝術主張為結社宗旨的方式，在1990年代已轉變為以空間作陣地。千禧以後的「新結社」運動，甚至排拒固定組織方式，臨時湊合、見機行事。xv　但看照片中各人眼前一片光明，典型的文藝青年，真是此情不再。

小社團與自資刊物在「大眾社會」反其道而行，困難不獨在在客觀環境。翻看現代文學美術協會資料，對於小團體的生生滅滅，杜之外於1987年訪問該會主席李英豪，有這樣一段話：

「......其實協會停止了活動，敵人不是社會，也不是別人接納與否的問題，問題根本就是自己。我們並不是沒有誠意，但是生活上確實有很多問題，很多無形的因子使人分開[......]真的『假如』再辦協會的話，我首先是反對那些『頭巾氣』的畫家的觀點，他們往往一面埋怨沒有人注重藝術，支持藝術，但另方面當有機會時，自己卻又未能提出作品來。推動藝術與當藝術家是兩回事來的。以我在傳播界多年的體驗，覺得雖然目前社會十分注重包裝推廣，但如果有實質的東西，不妨推廣。換句話說，不要像我們以前的做法，只管做，不管是否有人理會，辦了畫展，不管是否有人參觀。」(載《熔爐通訊》一九八七年一月號)

行文之時，自資出版免費派發的《众獨》xvi剛宣告暫別。藝術家今日雖擬似萬千寵愛，保住了質素，但未能符合資助與贊助遊戲規則的，仍然難以分一杯羮是否拿得出好作品。(刊200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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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時
(圖：邀請咭 市政局邀請咭 絲印邀請咭)

翻開一張1969年英國文化協會的展覽開幕邀請咭，比A5小一點的厚紙白咭，會徽先行，幾行細字邀請語，藝術家的大名剛好在咭心，接着才是時間地點R.S.V.P.等等繩頭小字。記得市政局年代的邀請咭也取這種樣式，稍稍不同的是紫色洋紫荊標誌襯上燙金輪廓線，主客分明，簡單而隆重。還沒有專用場地的年代，展覽檔期比今日為短。如1950年「三劍俠」(余本、陳福善、李秉)在思豪酒店畫廳的聯合畫展，頭尾一共五天。1961年以台灣師大生為主的「五月沙龍」假聖約翰堂舉行，展期只有三天。就是1964年第三屆國際繪畫沙龍在大會堂八樓展廳，亦只有六天。只有在藝術館的專用場地，藝術家才得享為期三至四個星期的優待，如呂壽琨1964年的近作展。1960年代彩色印刷還未普及，看着抽象畫黑白圖片，有如五里雲霧。但逐張手製的邀請咭，或以絲印刷上文字、或以油碌套上漸變顏色─再看今日經常堆積在書店門口那些圖文並荗、七彩繽紛的廉價彩印單張，實在過尤不及。

月前到火炭講座，有觀眾謂參觀工作室是為汲取靈感，好待回家自行搞作，增添生活情趣。藝術家從空間的奴才變成空間的主人是近年現象，沒想到這麼快更變成時尚。仝仁鄧凝姿與鄭志明等以八個月著成大部頭《走讀藝術─香港藝術家工作室》，訪問了25個工作室，雜誌式淺白行文配以精美圖片，突出藝術家與空間關係和手迹細節，附加作品照片和藝術家簡介。編者有感於回歸中國，香港藝術卻繼續邊緣，於是以工作室為名推介香港藝術家為實，團結力量，實在是一片苦心。雖謂藝術家自食其力在城中組成聚落，全屬自發，然而以城市為單位及身份標記，參與創意產業跨國爭競，思維方式實與西九裡應外合。(刊200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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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終篇) 為藝術正名─寄西九時代
圖：西九藍圖 TimeOut封面vs.迪與周公仔近照 西九 vs 大會堂

身為殖民地最後一代，在歷史細節中自我陶醉。黃靜囑我最好能以當下藝壇為題，實有負所託。活在西九時代成，我非常懷疑過去所謂「藝壇」與「文藝青年」，已被「創意產業」與「創意新貴」取而代之。

猶記1989年「賽馬會體藝中學」創校招生，校長為文學家張灼祥，開宗明義以體育與藝術為理想。唯當年剛好已升讀中四，只有望門興歎。體藝是港督尤德爵士時代產物，由「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贊助興建。馬會支持文化藝術，實非始於今日的2005年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學院，與剛開幕的「創意藝術中心」，更早的前科還有1984年成立的演藝學院。事隔二十年，體藝仍在學術與體藝成績之間掙扎平衡，今日再添新校，藝術二字已被「創意」取代。前陣子搞騎劫時代廣場，我們亦只以「創意計劃」掩人耳目。藝術並不一定有創意，創意也並不一定以藝術表現。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感歎今日學生以簽約畫廊為榮，打算畢業投身創意產業，當策展人、公關、行政人員，就是沒有說要當藝術家。(又是)《好望角》的代創刊詞還有下文：

「處於現代社會中，人們似乎漸漸感到文學藝術陌生起來，或者他們認為所謂文學藝術已被科學代所淘汱，發覺不接觸什麼『存在』、『意識流』、『抽像』等等，一樣舒適地快樂地過生活着；寧願服膺那群眾文化潮流(Mass Culture)，因此，朋友們忠告我們不畏冒險，說：「一點火花在無限黑暗中算得什麼呢？」他們太慨找錯了對象。」

舊時文藝青年，以抵抗大眾文化見稱；今日創意新貴，以連開150場為榮。讀新左理論，「工業」是貶詞，套用在「文化」頭上有降格之意；西九時代，「工業」搭上「創意」可以雞犬升天。當舊文化人在「現場」老實實地談「文化藝術與商業」，那邊的「出鐘」雜誌已是落落大方的實踐商業以文化為題了xvii！當理想已為目下的欣欣向榮所迷惑，我已許久沒有在藝術家眼裡看到那種如火的熱情和理想。反而有時看見朱凱迪或周思中捲在沙發上讀書、湊合三五知己玩音樂、流浪與示威，眼鏡破了又戴、戴了又破，見了高官和鐵馬也是鬆容自若，又打死不入星巴克─覺得他們更像翻生的六十年代文藝青年。

編書期間到處張羅史料，勞動了各方友好，此處深表謝意。不盡不實之處，還望各方指點。唯搜尋資料，以網頁作入門工具，惟瀏覽各文化機構網頁，往往歷史資料欠奉。香港文化未能繼往開來，從這些小節可見一班。這裡勉強湊合的六十年代印象，尤其在大會堂成立之際，那種急不及待要與世界接軌的蠢動，竟與作動中的西九有點像。因為遺忘，所以我們有太多的重覆與就犯。十二期短篇繼成萬言補遺，是為我們歷史健忘症中的共勉提點。有朋友以為我對未來態度悲觀，其實不。只是我的願望比較悲微。香港藝術若得創意產業庇蔭，在國際金融資本城市下立錐，超越殖民地舊局，繼而各司其職分道揚鑣，讓藝術家能放下自九十年代以來受公共資助所囿的群眾、教育與社區壓力，明正言順地專事創作─藝術的歸藝術、 工業的歸工業─未嘗不是我輩之福。(刊2008年5月17日)


默祝，希望長存。

給《字花》的說明：
撰寫本文期間引用的藝術報導與評論文章，不少均出自中文大學圖書館「盧瑋鑾教授所藏香港文學資料庫」。許是文學家對文字比較敬惜，編目井然、搜索便利，視覺藝術界實望塵莫及。所以本文亦回饋文學雜誌，並希望方便後來者參考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