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來中大校方暗渡陳倉(各位試以www.cuhk.edu.hk舊網址入校網，即會轉到加了en字尾的英文版)，新來的校長假手於楊綱凱副校長要求在下學年起以英語教授必修科與部份選修科消息，似乎勢在必行。正如「哭中大」作者所言，在殖民地時代尚可以母語授課的中文大學，在「回歸」七年後竟要改用英語授課─這不是國際化，而是後殖民主義的陰魂不散。沒有考慮語言政策的文化政治效果。校政與港政，在文化政策方面，一樣的短視和功利。
戒食母乳、餵吃洋奶是為誰的好？
讀昨日明報喬菁華的專欄，認為這一着得益的不是校長而是學生，大家為何要反對？啊！對不起，這些由壓窄低層人員薪水、把教職散工化，從全球市場中招攬回來(Spivak所說國際知識份子international intelligentsia)，只是大學/香港的過客(大家再試進入校長履歷的網頁，身為中文大學校長，連一份中文履歷也欠奉！)。把旗下的大學辦成英語世界的國際化，擴大了的只是這種國際階級的職業市場。這種以英語為主導的國際化，是誰的國際、誰的觀點？為什麼每我們提到國際，還是不能脫開以「西方」為主導的想法。為什麼大學要國際化，不是增設亞洲各國的語文系(亞洲不是在崛起嗎？)。美國入侵伊拉克期間我們所讀到的所謂「國際」報導，全是以英文外電為主；反觀國內知識份子讀物，則廣譯「舊歐洲」的反戰言論(當然這其中亦夾雜了反美情緒)。誰料在「回歸」後七年的香港，竟變本加厲，不止見諸政府的經濟政策，這下子還搞到文化和教育的頭上來。
語言的政治造成的荒謬處境
筆者在英求學與來自亞洲各地的同學溝通─大家的祖家就在彼鄰─卻要透過第三者的語言；對「西方」文史所知甚詳，卻對對方的國情一無所知，這是荒天下之大謬！筆者一次到韓國工幹，在廳店遇上操流利普通話的韓國青年替我解點餐之難，印象深刻。到法國留學要修法語、到德國留學要修德語，到日本求學的也要讀好日語。香港既然奉行兩文三語，為什麼就要當「二流」國際，自欺欺人以英語授課？中大持久以來奉行兩文三語，就是操國語/普通話的同學也是順所欲言；大部份來自基層社會(公屋)的同學，草根文化得以藉此保存，校園文化生動活潑。而沒有那種殖民地大學故作貴族的惺惺作態。這種得來不易、多元開放的傳統，為可要廢除？喬菁華認為，「英文中學學生為何要反對以英語授課？」如果照理推論，那全港幾百所中文中學的學生是不是就順理成章應支持以中文授課？筆者年來在各所大學打散工，最惡劣的一次試過對着八十位會考一分的副學士先修(pre-associate degree)班同學迫着以英文授課。有錢有書讀，家長迷信，做散工的唯有對牛彈琴。更試過為着因為沒有英文讀本，對講中文(普通話及廣東話)的同學導修中國文化文章，竟要搔不着癢處的過時英文讀本；各種所謂Chinese Studies的故弄玄虛、只是在搞概念翻譯的文章，大行其道。至於其他各種陽奉陰違的教室實況，面對各位同行也不在話下。以教室內的共同語言授課，是一種方便法，但請不要再迷信所謂國際化的藉口延續後殖民文化。而校方以如此方式推行，亦會適得其反。
哭新亞
錢穆校長當年在殖民地辦大學，就是覺得為什麼中國人就不能辦好自家的大學！新亞加入中大，錢氏曾要求當局應聘任華人為校長。讀《師友雜憶》，錢氏決定讓新亞加入大學的聯邦制，也是出於學生要有前途、學歷便必須要得到政府認可的無奈；與此同時，錢氏去意已決，只待新亞成功加入大學制。錢氏離任前參加最後一次畢業禮，棄穿博士袍而只穿一身黑褂，是為對(西式)大學書院建制收編文人辦學的獨立書院精神的沉默抗議。(當然，新亞之所以能夠在所謂的「手空空、無一物」的情況下升格成為大學，與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與意識形態不無關係。) 離校多年，這些不合時宜的校史，在周會上還會否嘮嘮叨叨地覆述。錢氏泉下有知，真不知如何作想(正如近年「大陸」大量再版錢氏著作)。香港的教育政策受着政府意識形態與市場競爭搖風擺柳，先來四改三、現在又三改四；現在改用英語授課，遲些怕又再要鬧加入全國收生，改成普通話授課。作為新亞人，我看到的是對歷史的無知與面對大環境的無奈。
香港已經有七所英文大學，為何就是容不下一所中文大學？
梁寶山 (新亞藝術系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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