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香港蛋散」

(圖：民間記者遭水炮對付上BBC網頁)

此處先向知道我這周參與了獨立媒體行動的朋友報個平安，經過連日來的胡椒噴霧和催淚氣突襲，又與 政治和主 流傳媒作文字攻防戰，國家機器加上宣傳機器，所有獨立媒體朋友都疲憊不堪，但幸好安全無恙，除了朋友的朋友當民間監察被警察扑穿頭入醫縫了四針、食道受催 淚氣體刺激食道破洞、除了……

民間記者的介入報導此處不贅，只是這幾天在街頭所見的一些零碎觀察，不足成篇，卻又想與大家分享。

「香港蛋散」示威旁觀
周 六晚上灣仔區的「騷亂」，我從下午五時左右夾在一群韓國農民與柬埔寨農民之間沿軒尼斯道走。沿街所見，滿是看熱鬧的路人，比真正的示威者還要多。日前我與 G等沿途呼途人：「香港人 一齊行」在這天不太受用，反而是拿着相機看熱鬧的途人有增無減。到此一遊的表情與取鏡角度，遇上打鼓吶喊的韓農，途人擁前圍觀；「表演」完畢的掌聲和韓農 鞠躬道謝，一切如像看民族歌舞。當遊行隊伍在杜老誌道與菲林明道之間一段軒尼斯道給後來的防暴警察從後趕上，沿途加入的香港人組成約五十人的屏障坐在地上 作人肉援衝，這下子坐與不坐、旁觀還是參與便一目了然。我隨着這隊臨時組成的香港人防線途途而行，沿菲林明道轉入會展，沒有走上橋，要橫越六條行車線和攀 過分隔行車線的石疐。看熱鬧的途人多拖難取易，走上菲林明道橋作壁上觀，在警方施放了第一輪煙霧彈之後，這些途人多作鳥獸散。除隔在菲林明道天橋行人通道 安全線上的看熱鬧市民不計，剩下來跟着大隊越過告士打道接近會展的，都是一些像我們一般有備而來的聲援者─和貪求刺激的「香港蛋散」。

這 批「香港蛋散」以連群結隊的年青人(男女混雜約三、五、七人)和個別的中年男性為主(俗稱「維園阿伯」)。他/她們沒有加入反世貿口號；比起韓農和其他反 世示威者的目標明確，看着他/她們遇上全副武裝警員時面上的興奮表情和盲動行徑，在以為自己勇字當頭之間，我猶疑起來，停喊「一齊行」口號。後來警察施以 催淚彈，人人落荒而途，被迫撤回到軒尼斯道菲林明道交界的警方防線。站在警方防線前面的胡露茜和「香港農民」(文思慧等)再度想組成人肉防線，怒斥躲在全 副武裝裡面的警員無人性。我在這小隊(不足五十人)的後排，清楚記得有大約五個年青人從遠處的行人路突然跑來加入，喜形於色，看到警察增援大叫好玩。當菲 律賓漁民帶備手鼓和旗幟加入後，這群年青人就更加興奮。

消費社會找尋免費刺激
這 些中途插隊的，為什麼會以年青人和中年男性為主？青年人常被怪罪為社會的不良份子(雙失、隠青)，而中年男性則是備受失業和生活壓力困擾的一群。上周硬哽 MCS的指定讀物，Bauman的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當中指出消費社會把消費活動的美學化帶動了工作(生產)美學化(工作是追享受和滿足感、而不是責任和道德)；失業所帶來的苦悶，並非源於失業 做成的經濟壓力本身，而是源於無法(錢)消費來打發閑暇。所謂趕「狗入窮巷」，無以消費者的身份過「正常人」的生活，唯一能夠解除苦悶、尋求刺激的方法， 便是挑戰法律與秩序。我遇上的那批興奮年青人，第一次看見如電影情節般的警力擺在眼前，能不感覺比唱卡拉OK或在市面四處游盪刺激新鮮？當晚凌晨三時坐上 了一部的士前往友人家中渡宿，生意大受打擊的司機大佬竟對「阻住地球轉」的示威者沒有什麼反感，還道「如果有鎚仔，第一個出黎扑九啲差佬！」這位精警的司 機大佬夾雜着職業司機對執法人員的怨氣，今天竟站到令他生意受選的示威者的一邊。

許寶強老師接力之作「世貿與我何干」點 出了無論支持與反對世貿者論述上的盲點。這幾天看着人家浩浩盪盪的隊伍旗幟鮮明遠道而來，我們這些想要加入的「蛋散」卻無處容身。明明是大好的群眾運動時 機，本地政黨無動於衷(直至到最後的人道與法律援助)，而工會則只作低度參與(職工盟的隊伍鬆散、代表漁農界的黃容根不知所蹤！)。世貿組織為人疚病的官 商勾結，本來正與本地政治盾矛的觸發點不謀而合。走在同樣的遊行路線上，我奇怪為什麼一周前那6萬─或者12萬遊人到底往那裡去？要是貧富懸殊社會兩極化 的怨氣與反世貿的論述接木移花，這些「香港蛋散」在今次反世貿示威便會隨時一拍即合。過後思量，如果在群眾之中突然有人情急智生的喊出反對官商勾結、反對 東隧道加價、反對領匯上市、反對清潔外判─或者乾脆表警員老母─則「香港蛋散」即有機會成為卷蛋，蓆捲灣仔市面！

我們何嘗不是「蛋散」
我 這翻言論可能有點言過其實，卻不是要唯恐天下不亂。我只是在想香港的社會矛盾，實在是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只是我們對「和平示威」的迷信，和對自身處境的 一知半解，保住了市面的繁榮。說那些尋刺激的朋友是「蛋散」？我們這些游手好閒，英雄感上腦的民間記者，又何嘗不是有書唔讀、有工唔返來向警方示威找樂？ 菲林明道人肉屏障最後在九點沿軒尼斯道向灣仔地鐵站散去的時侯，有小隊防爆警察沿途護送，明明是落荒而逃卻還是繼續向警員口舌招尤(「多謝警察沿途護 送！」)，回到防線以外有途人嬸嬸怒罵「你班學生食塞米」，齊齊圍着阿嬸還口。我不知道自己幾年來經歷的散工化怨氣，有沒有在這幾天借勢釋放，以「文字武 功」爆發成「反社會」行動。而眾民間記者一周以來出入在示威區之後的被害妄想症，也許更只是在延續戰場上的剩餘刺激與自我感覺良好。

所以這裡附帶向日前屌尻等看戲又佔着舞台的香港傳媒！一文致歉，其實我們全都站在同一陣線，不外是「香港蛋散」。

「騷亂」故事的另一個可能─灣仔地貌分析(附圖解)

前晚從街上轉到安全點地冷靜下來，昨早讀過新聞與聽過電台節目之後─所謂的「騷亂」故事沒有另一個可能？

繼日前韓農三步一叩嬴 盡民心之後，今早部份傳媒已轉口風(蘋果：精心策劃：瞬間政陷灣仔；明報：灣仔淪陷；東方：韓農強屈港人挺示威)。自行綜合各媒體報導的一些市民致電同樣 是安坐在暖氣室內的節目主持人，齊聲自己掌握昨晚灣仔「搔亂」全面情況，謾罵外國示威者主動衝擊警方防線，聲援市民無知！這些電台輿論特別針對韓農，指他 /她們是主動另闢戰線。現有七名學者獨排眾議，認為警方鎮壓無理，使示威者頑強反擊─筆者綜合灣仔地貌與昨晚所見，重組地面的「搔亂」故事─到底，故事的發展沒有另一個可能？

駱克道@馬師道
自周二的大遊行以來，遊行人示與警方達成的共識，是從維園出發，不取香港慣常沿電車道而行的遊行路線，而是沿着中度熱鬧的駱克道而行，到馬師道地點2才90度轉彎，讓遊行人士走上無路可逃、又方便點相的天橋，才進入築有三米高鐵欄的鴻興道海事處貨物起御區(地點1)。各國示威者目標明確，不是衝着香港市民而來，把遊行區隔於高度繁華的銅鑼灣與灣仔鬧市商業中心，好讓示威者在較沒有那麼繁雜的市區(駱克道店舖總類以裝修物料為主)作適道亮相。雖然會展中心可望不可及(距離四百米，示威的喧囂無從穿牆而入)，仍是一個雙贏的方案。

然 而，昨日示威「波及」鬧市，關鍵之一是示威者從維園出發後，約於下午四時，卻未能按過去數日共識，從馬師道天橋右轉入示威區。較早時間，警方則於示威區內 以水炮掃射示威者及在場記者。被阻塞在駱克道的示威者既無去路，警方亦未有解析遊行路線被中斷原因和新的安排。示威者急於靠近會展，在向左走還是向右走之 間，唯一可行路徑便只剩下軒尼斯道鬧市(高度熱鬧)。有民間記者目擊韓農從大隊裡向後突圍而出，方向明確而未有滋擾市面。熟悉灣仔地貌的朋友均應該知道，就在馬師道對面，摩利臣山道與鵝頸橋之間，有六、七間珠寶及鐘錶行，在過往的七一大遊行期間均照常營業(地點2)。而連日來之反世易示威，均未有任何示威者衝擊破壞，比封上圍板的麥當勞、美心快餐、福特汽車、糖水店、銀行還要落落大方，這大概是香港遊行的一種奇景。

告士打道功能主義的屏障
告 士打道以北是八十年代的新鎮海地帶，東西行各三條行車線，行人只能徒步走上天橋越過高速道路，才能到達稅務大樓、中環廣場、華潤中心以至紅隧一帶交通輸 紐，部份交通要道中間的綠化「無人」地帶，只能從橋上居高臨下而望；而大樓亦高不可攀。這幾天最超現實的景象之一，是紅隧交通在警方與運輸署呼籲之下，竟 比平日還要舒暢。坐在雙層巴士上，更能在迴旋處遠眺示威區。(藍色地帶-三面高樓地帶)

香 港號稱後現代城市，唯告士打道這種景觀，把行人與交通按功能區隔，是空間壓倒時間的功能主義設置，即使再靈活多變的戰略，就擒只是遲早之事，大家在電視上 看見上千示威者在飢寒中等待的場面，就是得力於這個天然屏障。基本上，要只把遊行活動引向告士打道以北，在一面環海，三面高樓的長街上，警方隨時可以長驅 直入，以1比2的警力(警方稱動員人數共2000)一個不留的把「滋示份子」一網成擒(看凌晨的拘捕行動，示威者並無反抗)。這條看似是高速交通要道的告 士打道，是城市規劃中的安全「防線」。昨晚衝突要塞，一個為這幾天經常報道的馬師道，早已嚴密佈防。另一個要塞則為大有商場轉入的菲林明道。這兩個道口(虛線----)的特點，是有天橋搭往告士打道的對岸，從平地攀上這道橋，迎着日落而回望軒尼斯道鬧市，扶着旗幟、伴着鼓聲和吶喊，想着可能「有入無出」─建築對示威者造成的心理反應和戲劇感，也許是功能主義建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昨晚示威者從未及嚴密佈防的菲林明道一湧而入(同樣情況在杜老誌道亦有出現，唯被警方迅即阻止)，橋上「唔識死的市民」高臨下拍照，比真正的示威者還要多；而橋下馬路中間的石墩則阻隔了看眾(尤其三數拖着小孩的)。警察迅速在橋頭與華潤之間佈防(地點三)， 況穩定下來後，已有示威者在警方防線前坐下，還拿出食物準備留守。唯同時中環廣場防線被衝破(見無記的「示威者踢破木圍板鏡頭」)，這邊的阻塞行動亦被鎮 壓。警方在並無播音或橫額警告下突然施以催淚氣體，並順着海風吹入市面，記者、看眾與並無防備的示威者均中招。走避的人群都是無備而來的，一面互相扶持， 一面後退，攀過高欄，退回到菲林明道與駱克道口。接着是一群人數不足五十、想要聲援又無能越過防線的市民，見到不斷增援的防暴警察從軒尼斯道東西行和菲林 明道南趕來地點四，只能氣急敗壞的組成臨時人肉防線，希望警察會看在「自己人」的份上把行動停止(地點四)。然 而結果是只能零星地勸阻警察退後，好讓被圍困的示威者和平散去。這樣的良好意願沒有成效，在HKPA糾察的好言相勸(「一陣有行動要走上行人路抱頭跪 底！」)、警方無言的種種威嚇舉動(包括揮棍和各種增援車輛)、白車三三兩兩地駛入之後，這些零星的聲援者只有鳥獸散。沿軒尼軒道徹回灣仔地鐵站，綠寶石 餐廳、新釗記均門庭約市，還開着大電視看隣街的實戰。警方封銷大段軒尼斯 ，讓本來繁鬧的周六灣仔變成死城，一來是為行動方便，二來是要使商戶罵聲四起。如此這樣，警方既讓香港市民見識了示威(者)的危險性，又成功分別開可以施以暴力的對象(他者)和保住了怕死又要看戲的香港市民(自己人)的小命，好讓日前被批評過度暴力的輿論可以從新拉倒過來。

總結：誰更能掌握真相？
作 為民間記者，我不會說我能夠掌握事實的全部，也相除了上帝，沒有人能夠把握事實的所有真相。這篇文章，只是從一個低微的地面實戰角度，了解這次「騷動」的 成因。進一步分析，有待明天探討。與別不同的地圖，亦歡迎各位分享。謝kk幫忙砌圖。亦歡迎民間記者以不同地點經歷修正。

綜合補充
有關「新聞電影」
這 裡我不得不補充一下，大家在有線電視上看到那幅以中英語寫成的「警方即將施放催淚氣」的橫額，在觀眾家中的電視機裡反覆播放，加上經剪接後的前文後理，很 容易令觀眾有錯覺以為警方在每一次行動前已做足警告措施。有體歷過當晚「騷亂」的朋友都能體會，其實「真實」從來不會按故事的前文後理發生，而是零碎而多 變。我們喜歡為種種不能理解的事情定性，安排次序(make sense)，這幾天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新聞電影」就是一例。這情況說來是非常的hyper-reality。所以我在這裡也不是以百份百的口脗來認定 這個「故事」就是唯一的真實，但如果大家仍然相信透過鏡頭反覆剪接、篩選而送到大家家中的「真實」，會比起拿自己生命開玩笑的朋友所體驗的要真實，我只有 向大家會心微笑。

有關對警方的批評
我 想落過「前線」的朋友尤其體會到前線警方的辛勞和這幾天從上級上達的壓力，這點我們許多朋友都是十分的體諒。唯是如果你有看到這幾天每位警員身上的武器， 而大部份示威者都手無寸鐵(除了少部份拆除了鐵支示威者)、有的只是消極抵抗的保護措施(包括救生衣、保鮮紙、毛巾、眼罩)，也許你會改觀。但我們不能體 諒，並認甚至是違反人道和人權的，是下令使用過度武力、又以時間拖延(無論是有意還是因為支援不足)拘捕和檢控行動的決策者。當然，我們最終想要質疑的， 是整個國家機械在這場「騷亂」中所施行的暴力。

有關「客觀報導」
日來在獨立媒體上的民間記者報導，有讀者認為有失偏頗。有關客觀報導的迷思，有機會再行詳寫辯論。唯有一點希望大家思考，就是你寧願看到自願向你申報立場的報導和評論，還是把立場隠藏在「客觀」幌子之下的報導？

圖解：
藍色-三面高樓地帶
橙色-高度繁鬧和小巷地帶
黃色-中度繁鬧和小巷地帶
綠底虛線- 原有遊行路線
白底綠虛線- 突圍遊行路線


相關分析：
張 大風 「騷亂」：警察設的陷阱

全面報導：

世貿文集總覽(不斷更新)Full list of articles on WTO (live update)

屌尻等看戲又佔着舞台的香港傳媒！

(相片歡迎使，不過請記得註明出處及作者！)


「屌尻看香港傳媒！」

這 不是我們民間記者之言─在前線退下來在兩位正在吹煙的外國記者旁，我聽到這樣的說話。我想，今天和我一樣擠在人(羊)群之中的所有朋友，無論國籍與目 的，都感同身受。晚間電視新聞播出的所謂衝突場面，目光如豆─如果負責揸機的傳媒朋友敢膽換上廣角鏡，就會發現在那區區數名示威者的周圍，全是些全副武裝 的記者，等待着身歷從來只有在外電看見的武力衝突奇景，好讓安坐家中的觀眾看那無從燃起的火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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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 時，回灣仔的工作室，軒尼斯道與馬師道口已站滿了近二百名警員─事實是，全個灣仔都是警員─一輛樣子陌生的消防車駛過，原來上面是水炮。政府舖天蓋 地的宣傳與傳媒合力製造的過度恐慌，洛克道商店關門，街上氣氛緊張。幸兒我個子比較矮少，像我一樣身穿軍佬褲、披風衣、背上孭重型背囊的男性朋友，走在路 上如果手上沒有相機、項上沒有記者証，便準會給警察抽查。

下午二時半，找到同行的拔濤跟在韓農的隊伍中前進。走上馬師道的天橋，便徹底的 跟市面隔絕。再轉灣抹角的拐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海傍貨物起卸區，三面高樓 一面環海─正是香港鳥籠政治特色的體現。八樓的朋友沒有進場，站在源興道與會議道口，唯一可以衝破防線的地方迎着接繼而來的示威者助威。蓮姐努力在翻韓語 書，指着「多謝」兩字展示給路過的韓農看，熱情博得韓農隔着語言隔閡的握手。我看見黃耀明隨着樂施會的隊伍入場，便衝上前拍了個照。只是相隔一個星期，那 六萬/二十五萬的示威者，普遍沒有出來聲援。我們聽John Lennon人聽John Lennon，卻沒有聲出個參與社會的行動來。

下 午約三時許，理性與和平的遊行文化原來只是各家自掃門前雪─當我聽說李卓仁勸喻同行的朋友在五米高欄內和平集會，然那邊廂已有韓農下海。People Solidarity？台農在叫曾蔭權是王八蛋，你別要來台灣！這大概與世易無直接關係，卻明顯是香港小家子氣積累的反彈。岸邊站滿了人，翻過了石墩而還 有欄杆。香港記者把下海的路也攔住了，有個子較小的女攝記被一位同行罵她的背包太大，阻着人家做事。我在為一位要翻欄的女韓農扶上一把時，給簇新的鐵欄刮 破了手皮。佔着人家舞台的戲沒有看下去，反而擔心在鴻興道口的情況。與拔濤、阿Fred回到那邊，有韓農抬着棺柩而來想要衝破防線。被夾在示威者與手持盾 牌的警察之間，我好記得無線的記者在我面前向警察大叫「自己人呀！」？無線變了無間道？原來記者與警察都是站在同一方的「香港人」。可惜防線已定，一個都 不能少地，記者與示威者都只能困在那十米的進/退程之間。我看着那副色彩富麗而素璞的棺柩起了火，灰還沒有升到半空便給滅火筒的噴霧落下來。是新仇舊恨的 相交與重疊。

下午四時，人群在個這十米之間的路口斷續地爭持，韓農是一隊一隊地從後增援。第一次聞到胡椒噴霧的氣味。小樺中招，在人群之 中，大家互相幫忙中招的相識與 不相識的朋友。韓農的去路繼續被記者阻着，有扮米老鼠的朋友在盾排前做表演，把掉落在地上的警徽親手遞回到盾排的另一邊，只餘一米丁方的空間，然後全是記 者。接着是日前那位扮雞的西方示威者─說來好笑，大家就在這兩只動物面前繼續載頭盔、布蒙面的「採訪」。我聽到外國記者想屌尻香港記者。

七時，在馬師道碰上搬運着啤酒到示威區的韓農，映着華燈初上。

幫朋友賣告白

十條觸Show 有長短
節目：音樂、行為藝術、繪畫、舞蹈、即興演出單位：謝偉祺、鄺頌安+丸仔、周雲蓬(北京)、廖東梅+鄭政恆、卓新力量、微風吹、觸映份子
日期：2005年12月10日(星期六)時間：下午3時至6時30分地點：Kubrick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H2地舖(百老匯電影中心旁/油麻地地鐵站C出口)現場示範編織紀念品：歐陽翠雲費用全免、歡迎隨時到臨欣賞查詢：63741425(鄺先生)或touching_particles@yahoo.com.hk主辦單位：觸映份子場地提供：Kubrick海報設計：黃守仁

Inmedia新logo─寫在遊/不遊行之前

12月4日中午12時
趁WTO搞新媒體與社會變革研討會的緣故，我們終於有點小錢來為inmedia做點基本的設計功夫。統籌的工夫自然落到唸藝術的成員身上─唉！正一阿嫲教落做人唔好做雞仔媒人，現在大家耳目一新的炸彈conference icon和花花inmeida logo其實是幾經波折，得來不易。一方面要說服以文字思考的朋友「設計有用」、「簡潔視覺比文字嘮叨有力」、「設計唔淨係＝靚、貴、小資」；另方面又要誘使設計的朋友拋下「政治＝悶」、「社會運動＝嚴肅、說教和拳頭」，中間經歷了兩面唔討好的過程。原來預計會替我們完成工作的同學在製作階段把我們一鑊蹺起（新一代唔講work-ethic 淨講work-aesthetic？），全盤宣傳只能推遲與縮小規模進行。好在最後Margarete 兩Tamshui位朋友臨危授命完成任務，多謝兩位。

今天不/遊行在即，由范國威把香港飛龍icon改頭換面成火鳳凰，肯定將會成為12.4的標記。以propaganda 之道反propaganda的最佳教材，與政府玩大龍鳳，日前何慶基在信報寫的「龍鳳鬥」（12月1日）已有詳寫分析。這篇文章，我第一時間拿回學校給設計學生當教材，告訴學生設計可以是關於如何以最平宜的方式、把千言萬語化成一目了然的符號，告訴學生政治─不要怕，告訴學生掌握在你手裡的視覺化技能原來可以有意想不到的動員力。於是，今天有同學會上街，努力學習觀察設計─除了是為消費社會刺激慾望和為極權社會作宣傳之外，如何可以掉轉槍頭，看看人民到底屬要什麼？ 社會運動─藝術屬於人民有關「12.4遊行海報抄襲ipod nano海報?」一文的論爭，反映了網友對版權法令大家草木皆兵的隱憂，雖然深化了討論，卻還是沒有讀出原作者問題的核心─直至小鬼搭咀，才道出了視覺傳達在社運中的重要性。許多時侯看見那些令人慘不忍暏的街版，那些標語應該用大字、那些名字應該放小，使訊識不用互相打交─這不是bad taste 與good taste之爭，而是忘記了文字的視覺資訊特質而唔係靠把口翕口翕(這說法實在很anti logo-centric)。不考慮讀者的閱讀與觀看方式，連基本的資訊傳達(information presentation)也未能把握，只會削弱了訊識傳播的有效性。香港的藝術教育只重技術和陶治性情，間接成為人格管理，最終導致大家都成了視覺文盲(visual illiterate)，忽視了藝術的情緒和道德號召力，把本來是屬於人民的力量和動員工具當成了是小資趣味遊戲(沒有資源、時間、共同決策等)，只會把武器送給了統治者變成專利！(當然我這是問心有愧─教了這些年的書，還是沒法子un-learn學生在中小學和家長催谷之下的習氣！)搞社運和文化研究的朋友常會拿德國納粹政治宣傳片Triumph of the Will和與心繫家國比擬，進行批判，也明白民革海佈的成力。但與此同時，為什麼我們就忘記了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就是由中央美術學院師生，以最恭敬肅穆的筆法畫成大幅胡耀邦畫像與挽聯，放到人民英雄紀念碑而展開的？如果沒有藝術的招魂作用，人民的悼念便只能以鬆散的方式零星地展開？而人民英雄紀念碑亦不會把轉化真正地屬於人民的歷史象徵(可參藝術史學者巫鴻最新著作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人權、民主、自由、公義、博愛．．．．．．原來都是很抽象的理念，如果我們不好好利用視覺傳達的力量，最終只會繼續「何處招魂」之歎！

作天我把研討會的單張拿到工作室付近的影印店翻印，老細Dickson連聲稱好靚，說：「我很支持你們這些年青人！」還熱情地招呼我到舖內，把工作枱讓給我，等我把單張逐張摺好。我看見枱上放着那些由生果報贈送的火鳳凰標記，耳聽着周六早上的電台論政節目。飛鳳的設計大抵會成為我們這次不/遊行的集體記憶；而那只把奠子畫成的鳥籠放到iPod的手上，只會成為示威文化裡的敗筆。

P.S.灣仔街坊見慣大場面，這所位於馬師道14號的大眾文儀的老闆好好人，歡迎找他印單張、電腦出圖，大量有折。

12月4日晚上11時

行也難、不行更難。既不想我以腳投的票被民主派老笠成選票，又不想普選只能原地踏步。是6萬人也好，是25萬人也好，這到底是條回頭路還是冤枉路？今日不/遊行實在舉步為艱。姑且把遊行視覺文化摘錄與大家分享。長毛企係軒尼斯道四間金舖面前表演食蕉都唔演變成暴亂，真係世間少有。鳳凰標記在梁文道街頭勸捐之下點「火」成金。網民橫行大banner成了凝聚人群的道具。黑色與黃色絲帶視覺化了一人一票的訴求……每次都要為藝術有用作證，我實在倦了~

梁寶的（影象文章）

南丫風車

上周末冒着還未痊癒的感冒與鄰居找風車，從家裡出發，恃着自己是島民，也不知道正確的路怎樣走便出發了。險些還沒有踢拖。天很藍。以為路就在山上，誰料還是要走到洪聖爺灣才有路上山。原以為是路直路變，卻原來是兩駕消防車都能平排而行的石屎路。
風車比我每朝在船上看見的矮，然站在風車腳下昂望，覺得車葉的比例顯得很大，如果你靜下來，還會聽見車葉掃過空氣而撥動的風聲。

無錢既唔做 有錢既揀黎做─香港文化泡沬，你準備好未？

已 經不是第一次發窮惡─如果話藝術家無咩社會貢獻，我可以寫一張清單比大家睇我地為社會做左幾多義工。除左最後一期Grant/Loan遲到成個月都未有 能力還之外，我真係覺得我無欠個社會。不善理財不是藝術家專利，事實是當整個社會也在吹文化與創意產業泡沬時，上至高官中至各個藝術文化機構下至藝術家自 己，原來都沒有把藝術當成一件要以真金白錢來交換的工作看待。

這幾天在電郵裡跟幾個藝術家朋友一起發牢騷，事緣是我們的一位好友， 受某社區中心邀請演講什麼是創意，因為這個中心將要為社區搞文化藝術項目，要社工朋友對此卻一竅不通。我的朋友盡心準備，還帶來了遊戲紙。參與的社工都玩 得非常投入。完事之後，大家興高采烈的頒贈一面錦旗給他，還拍下了照片，以示感謝。我這位朋友接過錦旗，心裡不是味兒。難道一面錦旗這就是藝術工作的報 酬？當台下聽的社工朋友一邊領着薪聽課，為什麼就是沒有想到台上的講員到底吃了飯沒有？

我讀後急得眼泛淚光，在這種環境裡，藝術家何以成 長？為什麼問報酬會是這樣的難以啟齒？我們除了要責怪不明就裡的朋友外，也要責怪一下自己，為什麼會接下 那麼多沒有材料費、沒有創作費的計劃，遷就也造就了太多不顧藝術家吃了飯沒有而一句budget唔夠便show must go on的策展人？我們是否太過急於成名而妄顧自己的工作水平，和工作尊嚴？又是誰教導了我們要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不吃人間煙火？是我們的藝術家老師(沒理 由，他們都是資薪的)是藝展局？是何局長？是眾多在藝術史裡品性清高的藝術家榜樣(張大千不是作假畫圖利麼？)？所以，當你下次走進展覽廳，看見作品太不 像樣，請先別罵藝術家，罵香港的藝術教育，而先要問一下，到底這個主辦單位有沒有給藝術家吃飽。

昨天讀報，看見康文署接管了西九那片西野 無人的空地，搞「西九長廊」，邀來藝術家在那些電燈箱上搞創作。有藝術家在上面把西字畫成了$字。藝術家只能在這借來的空間延續港 式鳥籠政治，實在可悲；而更可悲的是我不知道康文署給藝術家付了創作費沒有(如果有，是多少一方尺)？還是把空間讓給市民、讓給藝術家已屬皇恩浩蕩；而能 夠在西九上畫上一筆，對藝術家來說是與有榮然─我但願這只是我的猜想。

據悉，西九下一輪輿論戰，是邀請明星級文化人挺西九，證明項目的文 化含金量。我但願所謂的文化人與藝術家都知道自己在參與一場什麼的遊戲。西九是建立城市 品牌的一個重點項目(昨天呂大樂在明報寫的「城市競爭妄想狂的圖像建築」解 析已經非常清楚)，石硤尾、長沙灣以至荗蘿街是次項目─無論這場表面上的官民文化戰(你有你的中環價值， 我有我的舊區記憶)誰勝誰負，結果同樣是搞城市品牌，只是各取其所，價錢高低有別矣！只要大家認清了這點，唔好再呃我話西九係為香港文化而建(起多兩個中 型藝術中心對幫助藝術發展更加直接)，然後搞咩宣傳活動都真金白銀比足工資，於願足矣！

近日無錢開飯，反而想通了什麼這些年來那麼執着於 要在藝術課堂上強調探究藝術的生產模式、物質條件，搞所謂批判藝術史。當「舊」藝術史都把(男)藝術家塑 造成classless subject，造成過多浪漫想像呃細路之後，結果便是今日繼續無飯開，然後個個藝術家都覺得係社會欠左佢。尋日偷空到文化博物館看趙少昂的「蟬與我心清」， 大師以蟬性自喻：「不肯逐金貂，飲露聊自潔」─我真想問問大師生前畫值多少？如果要令香港藝術更上一層，我覺得搞咩硬件都無用，先搞工會，明碼實價至算！

後記：文章貼在獨立媒體「七字頭大酒樓」之後竟然引來不少反應，歡迎延續討論。

散論文化研究在香港─一條漫長的回頭路？

按： 好奇怪，就連功課都貼一餐？證明自己沒有躲懶？這個學期每周要跑三所學院，打開銀包，會有中大、理大和嶺打的學生/職員証。這樣子在學院s拉車邊維生 賴死唔走，大概也算是大學廢墟中的奇景。這篇功課是我要向各位鄉親父老與老母交待我為何仍要真金白銀讀第三個碩士學位的自白，錯字和註腳未及修訂，給大家 先睹為快。(當然，我這文章上半部寫來酸氣迫人，大學削資肥上瘦下，文章上半部只是找個戰靶，李教授請見諒。要拿認真的，請讀下半部)

散論文化研究在香港─一條漫長的回頭路？

梁寶山

作為一篇期中論文並有關文化研究的初探，日來拉雜的讀了幾篇文章。所以本文擬從導修的辯題「香港是否文化沙漠」入手，看看文化研究在香港的處境，提供更多的問題，作為我修讀這門課的努力目標。

則一： 香港是否文化沙漠？
本課的導修，馬國明老師引用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反駁「香港是文化沙漠」[1]的言論作為切入點討論。何志平的論點，是香港的文化建設以國際水平來說，質量上絕不落伍，所以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又或是倒過來說，只要西九龍文娛藝術局建成了，香港使可一雪「文化沙漠」之恥，以支持政府的西九大計)。作為負責文化範疇的官員，把文化的硬件建設等同一個地方的文化發展指標，簡直不值一駁。不過再讀李歐梵前陣子以文化研究代言人的語氣在《明報》「世紀版」上發表的「文化研究面面觀」，卻更覺何局長這種概念混淆，原來不是事出無因。

文化研究背負着戰後新左派的歷史使命，開山祖師均致力拓闊「文化」的定義，拉長政治戰線。例如最常引用並最廣義的兩個說法，是Raymond Williams的「whole form of our common life」與T.S. Eliot的「a whole way of life」。這兩個無所不包的定義，其基調就是衝着高雅文化、精緻藝術，並精英份子對文化的壟斷而來的，有着時代和歷史上的針對性。文化研究雖然把普及文化納入成為研究對象，但卻不把研究對象局限在流行/普及文化之上。如果要給文化研究一個定義，實在不應從學科的研究對象着手，而應當從「為什麼要搞文化研究」的委諾(commitment)入手，特別是如何為主流文化中弱勢群體(無論是性別、階級及種族上的)發聲，提供理論的武器作為抗爭的工具[2]。文化研究要延續馬克斯主義的傳統，要求學術能時刻與當下的社會文化情狀扣連，成為一門「介入的學科」(an engaged study of culture) [3]。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研究是兩條腿走路，不應該只是搭建象牙塔，它的實踐範圍應該是社會，並且還有着「鋤強扶弱」的意味。

在「文化研究面面觀」一文中，李歐梵對在香港搞文研究的前景有以下一番樂觀的見解：

「……我個人認為香港反而是文化研究的最佳場所，非但因為香港文化一向就是雅俗不分、商品掛帥，而且人民日常生活本來就是『通俗』的，也無所謂『主流』和『反主流』，而只有所謂『另類』，因此香港文化所能提供的研究空間也較美國更大。」[4]

李歐梵的論點，容易令人只從研究對象入手，認為通俗文化的發達興旺，能為研究大開方便之門。所謂沒有主流，是忽視了在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中心的論述是什麼？(國家-民族主義？經濟主導？發展主義？)而需要扶助的邊緣論述是什麼？(地區/城市-後殖民？人文關懷？環保關懷？)

雖然李歐梵也有提出「實踐」的難題：

「香港的現實對文化研究的要求就是一種『文化實踐』，而非象牙塔的高談闊論。然而香港的現實也呈現了另一個危機。一般人都為了『搵錢』和消費而忘了做人的意義和人文的思考，更無暇作社會批評；民間的知識份子少得可憐，而政府的高官仍然一味經濟掛帥，不談也不懂文化。」[5]

如果我們沿着「a whole way of life」的思路設想，李歐梵說到這裡似乎又忘了「搵錢」和「消費」正是香港文化的最重要面相，並使之與文化劃成對立的範疇。這種概念錯位，連繫到有關「香港是否文化沙漠」的辯題上去，容易使人把問題的複雜性簡化成一對雙重的誤解：因為文化的定義也包括普及文化，所以香港不是文化沙漠；而因為香港普及文化發達，所以在香港搞文化研究便滿有希望。(事實上導修討論裡不少同學就是持這種見解)這個誤會的危險之處，是容易使人矯枉過正，把「高雅文化」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李歐梵在此，更是把自己安置在文化的一邊，與對岸的仲商主義假想敵對着幹，而未能把香港人的「搵錢」和「消費」活動也一併納入到文化研究的範圍裡去加以研究。

從李歐梵文論的推論過程裡，我們看見把消費與文化對立起來的說法：

「在寫過多篇有關「西九龍」的文章之後，我仍然要問：文化在哪裡？ [……]即使落成後，可以演出的還不是像《仙樂飄飄處處聞》式的歌舞劇或歌星演唱會？難道這就是文化？不如直稱娛樂算了，文娛區也可改為為「豪娛」區[……]」

「我曾多次指出：香港的問題就在於把文化只看作娛樂消費，而不顧其他。反觀其他世界大小都市，政府如以文化建設作為旗號，必先以一種「核心」文化建設為出發點，再作其他配套：畢爾堡（Bilbao）先蓋古根漢藝術館；上海也先建新的博物館，再建歌劇院……」[6]

於是文章讀來，變成了城市在文化建設上優勝劣拙的印象式文化比較(城市漫遊者？)，效果只是炫耀了作者的交遊廣闊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強化的仍是一種對文化的精英主義觀，接近於Matthew Arnold進路，優勝劣敗的Kurlturkritik (“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7])。這種對自身欠缺反省(reflectivity)的書寫，更像一個國際知識份子(Spivak所批評的「international intelligentsia」)的牢騷多於一個文化研究學者應有的態度。

無論文化研究能否在香港成為顯學，我反倒認同馬國明另一篇回應黎健強「藝評的荒蕪」一文的論點[8]。他指出評論應是「無盡的扣連」(infinite connectedness) ，知識份子走出象牙塔與社會進行扣連，我認為評論正是應該先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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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二：

文化研究的體─用兩面
文化研究一方面繼承了Gramsci 與Althussur對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與其對體制及霸權的關係的戒心，面對的抉擇是要不就在體制以外投閒置散，否則就在體制內勇往直前、出賣靈魂。在這個關節眼上，Tony Bennett 和Stuart Hall均認為這是另一種無謂的對立[9]。文化研究要成為一種介入的學科，高等教學與文化政策遂成為最「就手」的試驗場。Bennett對「只講不做」的文化批判特別不耐煩，事實上，這些知識份子每日所從事的教學與寫作，已經是一種生產活動[10]。Bennet更呼籲大家應該放開懷抱，因為這是一項改革者的科學(Reformer’s science)，訓練的是文化技工- 智識工人 (cultural technician- intellectual worker)，知識份子是一份工作(job)；文化研究如果不能化解與建制的對立，繼續自我陶醉在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身份當中，只會變成與幻想的社會運動(phantom social movement)與斷估政治(appraised politics)，知識份子不能不參與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11]。Bennett更舉Raymond William在英國藝術局的工作為例，說明知識份子能作的建樹。至於高等教育工作方面，陳清橋引用了Bill Reading在The University Ruins(1996)的說法，認為這些按月資薪的知識份子在開展工作之前，不能不承認的可怕現實，是大學已成為一個廢墟(ruined institution)[12]。這個提法實在比空談大學理念來得更有建設性─無論這個門檻是把問題放得更高還是更低。要面對大學變成體制化的實用主義場所、專業主義的溫床，文化研究的科際綜合特性、和創發異議的能力，正好與Edward Said 提出的業餘主義暗合[13]。

而 放在香港的「具體情況」，陳清橋認為文化研究的「興起」，與九七政權轉移關係密切。作為一個藝術本科學生，我的經歷是關於香港人文化身份的探索始自九十年 代初，是從文學與電影開始，並逐漸蔓延到視覺藝術上，最後成為學院為原有學科所不容的跨學科共同關注。所以如果更大膽地說，這個時期的文化研究就是香港文化研究。陳清橋認為這股風氣的重要性，是打破了學界只停留在「知識的再生產」層面，試驗了某些香港現象的可能性、找出這個社群身分和處境為目標[14]。換句話說，文化研究是以規範性(normative)之姿[15]「及時」出現。

但在文化研究「來勢汹汹」的同時，我們似乎也要轉身看看故事的另一種可能性。在整個新左思潮和學運的影響之下，傳統學科在方法論與研究對象的變革同樣是翻天覆地的。例如歷史學裡的新史學打開了社會史的另一種可能(例如E.P. Thompson 提出的「history from below」)、婦女史在研究對象上的開拓、因應上述轉變興起的口述史方法等等(包括科大衛提倡的「人類學與歷史結婚」)。而傳統的藝術史，亦繼Arnold Hausar 的「藝術社會史」之後開出Rosalind Krauss、T.J. Clark、Jonathan Harris甚至近年Hal Foster等一路的「新藝術史」，均從藝術的生產過程與語境出發，並進行意識形態批判；還有Linda Nochlin、Rozika Parker、Griselda Pollock、Lucy Lippard等，也是「靠左走」的女性主義藝術史；像《October》與《Third Text》等學術期刊成為新藝術史的陣地……翻開任何一本以上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同樣適用於文化研究的詞彙、概念……學科與學科之間的取長補短趨勢，與文化研究等量齊觀，還趨生出新的學科整合，例如視覺文化研究。如果學科原有科訓(discipline)分野有朝一日被跨學科的趨勢磨平，到時，文化研究還有沒有不同的科際可以給我們綜合？[16]

這個問題，在香港是否言之過早？以英美的經驗作為借鑑，During作出特別的提醒，認為文化研究與傳統人文學科此消彼長的關係，只是局限在整個國際大學版圖上的邊緣位置。大學之中的老字號(Ivy college)，其傳統的人文學科還是不為所動，其功能仍在為社會精英份子培殖文化資本─於是文化研究的「得勢」其實來得非常弔詭，它可能只是新自由主義國策和大學公司化的副產品。更有論者認為文化研究向其他學科的靠攏只是一廂情願，一旦離開了人文學科的保護罩，在其他應世(worldly)的學科之間根本就沒有能夠一展所長的餘地[17]。如果以這種邏輯回看香港的情況，文化研究的前途無寧是黯淡的：文學院在兩所老牌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裡被邊緣化(削資與合併、削減教席、甚至港大文學院各科合併)，但文化研究非但沒有成為顯學，反而只能夠在最排名榜末的嶺南大學滋長。而在整個國際(大學市場)的版圖上，香港的地位根本就微乎其微。而如果我們要替香港的文化研究找一點建樹的話，教育改革大力推銷的「通識教育」，或許會是人文學科包着浪漫理想[18]在垂死爭扎以後，迎合着創意經濟而改頭換面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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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三 救港的想象差落？

「如果你說這個問題並不屬於你這門學科的討論範疇，那麼好吧！請你給我介紹那些可以處理這個問題的專家，要不然的話，就請你自己走出學科的範疇，去尋找應付的辦法。」[19]

“To travel to these other regions though- to law offices, media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bureaus, corporations, advertising agencies- is to make a sobering discovery: They are already replete with their own intellectuals. And they are just look up and say, ‘Well, what exactly is it that you can do for us?’”[20]

從藝術創作到藝術寫作，從藝術批評到藝術史，現下又走到文化研究的懷抱去了。我這近十年來的努力總像是圍着不同的學科打轉，以為找着了，最後還是無處為家(“cultural studies is a homeless discipline”)。陳清橋認為「與其為香港的歷史建構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過程作出規範性的界定，倒不如去描繪種種史因素、社會關係、文化產物及存制度等等之間的關係及其所經歷的轉變。最終的目的，顯然是要為我們的文化教育的未來，打好一定的批判性基礎。」[21]也許是傳統科訓的遺毒使然，在打好這個批判性基礎的同時，總覺是「心裡沒底」(或是心裡有鬼？)。寫這篇文章之時，不無湊巧的有兩件事情正衝着我的懷疑而來。一是三聯出版社剛為國內藝術史學者朱琦出版了一冊《香港美術史》[22]的 大部頭，由外銷畫講到林風眠，為香港藝術作分期。與此同時，香港被西九撩起的一股文化興緻，已隨着曾特首上場而回打回一盤真金白銀的生意的原形，還夾帶着 幾分令小市民望塵莫及的政治陰謀色彩。當藝術史以宏大敘事的「大石壓死蟹」之姿來為香港文化定調，文化研究的批判基礎就能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起動？而「文 化人」曾經因為「文娛」[23]二字而興起的亢奮，曾經展開的戰線(「西九龍民間聯席」)，從未真正開戰卻己經荒廢。可以想見的未來，是各種以諮詢小組和委員會，以專業之名展開。文化研究的跨學科理想，與知識份子的業娛主義，除非是戴上專業的面具，否則便難以參與(或隱身)其中。從專業的桎梏出走，我們走的，到底會否只是一條漫長的回頭路？(5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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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During, Simon (2005) “Going global”,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pp.5-37.

Mulhen, Francis (2000), “Introduction”, Culture/ Meta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pp.xiii-xxi

Bennett, Tony (1998)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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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曾再三引用「文化沙漠」的說法作為論點，包括2005年1月25日在油尖旺區議會上的發言，1月31日在香港電台節「與司局長對話」節目、及最近一次在2005年10月8日〈香港家書〉。有趣的是何局長對「香港是否文化沙漠」的說法前言不對後語。較詳盡的分析可參黎建強：〈迷人的沙漠〉(2005年2月8日刊《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3363&group_id=43)，並楊穎宇博士「『沙漠』的起源和反思」(2004年12月8日刊《成報》http://www.singpao.com/20041208/local/646966.html )。

[2] 此比喻轉引自陳雲。

[3] “[…] a will to interpret the culture within the protocols of academic knowledge […] as well as a (political) drive to connect with everyday life as lived outside the academy, and especially as lived by those with relatively little power or status.” (During 2005) pp.8-9.

[4] 李歐梵：〈文化研究面面觀〉，《明報》2005年7月2日。

[5] 同上。

[6]李歐梵：〈香港、西九，文化在哪裡？〉，《蘋果日報》2005年10月15日。

[7] Mulhern (2000), p. XVI.

[8] 馬國明：〈評論─無盡的連繫〉，《信報》2002年8月16日。

[9] “[…] I don’t propose the organic intellectual as the source of another grand metannarrative or as producing the theory for the movement from outside. Nevertheless, I hold on to the notion of the organic intellectual because I think it puts a shadow across intellectual work. If it’s done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orldliness of our object and of our own situation […] We don’t always be able to control the ways in which that’s appropriated or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it’s appropriated, but we need to work as if our work would be better if we could; we need to work with the pressure of the behind us.” Stuart Hall (1992), pp.288-289.

[10] Bennett (1998), p.6

[11] [ibld] p.20

[12] 陳清橋：〈在廢墟中築造文化研究─並論當代大學教育頹敗形式與意義〉，《E+E》，總第六期，2003年春/夏，頁10-22。

[13] 有關Edward Said的知識份子論，已作另文詳述：〈知識份子之不可能〉，載《模達紀事》，2005年3月 ( http://motat.blogspot.com/2005_03_01_motat_archive.html )。

[14] 陳清橋(2003)，頁17。

[15] 此處援用Bennett (1998)在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pp.87-106)一章裡認為「文化根本就不是一種自然生成的現實(駁斥Bauman認為文化是 “reality in its own right and beyond control”)「文化」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為著改革的目的要而被提出來的。無論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是殖民主義的文化進步論(Matthew Arnold, Edward Burnett Tylor)，還是反殖的文化多元主義(Raymond Williams)，兩者均指向需要改造的意思。所以Bennett認為「文化」是一個規範性(normative)概念。

[16] During 甚至提出 “all disciplines are interdisciplines” ，見During (2005) p.10

[17] 此處取Tony Bennett 引用Ian Hunter的說法 “[cultural studies] is still caught up in the slipstream of aesthetic critique, cultural studies might have relatively little to offer once it goes beyond the comforting illusions of the typical arts faculty to concern itself with other cultural regions.” Bennett (1998) p.34.這個批評雖然尖刻，但也是非常的現實。

[18] Hunter 的批評是 “Romanticisim ideal renewal”，轉引自Bennett (1998), p.25.

[19] Raymond Williams的說法，轉引自陳清橋(2002)，頁20。

[20] Hunter, 1992:372；轉引自Bennett，同註15。

[21] 陳清橋(2002年)，頁17。

[22] 朱琦：《香港美術史》，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

[23] 「文娛」二字在香港政府的概念裡是多變而歧異的，在港英時代，它更多被視為recreation的中譯，衍義是有益身心的消閒節目、對閒娛生活(leisure life)的簡接管治。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在中英文上的不對等，我認為可以作為特區年代，文化政策逐漸過渡到為文化旅遊與創意經濟服務的大前題下，舊有思維未能完全蛻變的痕跡。

酒神─黑暗的勝利

在葵青劇院全場摒息靜氣的看鈴木忠志的《酒神》，恕我大逆不道，竟覺無甚驚喜。演員如何把重心放在骨上、如何把對白演繹成流麗與氣量、如何用日本統傳戲劇的功力演譯希臘悲劇……全都在演前的介說文字介裡預習了一次。一個多小時的演出，直至到Agave/ Ellen Lauren出場，唸白由日語轉到英語，才能直接感受到文字與演員渾然一體的感染力。戲劇感最強的一刻，於我唯獨是那一柄又一柄直插在Pentheus背後的刀，卻不見血(不是黑澤明、北野武)，那冷靜、重覆，凝煉了暴力在歷史上的重覆、又重覆。上一回看《酒神》，是在2002年的英國。看的是Peter Hall 為National Theater排演的版本，回歸到希臘戲劇面譜與chorus 的 傳統，全新的翻譯與音樂編排，過後久久不能忘懷。《酒神》劇本之所以令我覺得耐人尋味，主要在於人面對神的宿命，說得世俗一點其實有如港產片中的《暗花》 中那個在冥冥之中主宰了一切的阿伯。所以鈴木忠志的酒神甚至沒有以人的形相出現，只餘一把聲音，或人以神之名而施演的群眾暴力。此外就是貫穿全劇的陰vs.陽角力，特別是Pentheus之所以大怒，是因為Dionysus以陰性之姿(Too womanish to be a proper man)，釋放了女性的情慾，化成威脅着男性統治的社會秩序的龐大力量。最後Agave親手把自己的兒子誤作野獸殺死，落得家散人亡的下場。可憐得到最大懲罰的卻是這位被迷惑了的母親……讀着讀着，竟覺是社會悲劇的輪迴。


(本文另刊於2005年10月2日《明報》「生活」副刊， 由獨立媒體策劃之「好唔好睇先」專欄)

與政治擦肩而過的兩個攝影展

王世龍 《挖截潛流》1974 河南省輝縣

自 有 藝展局的一年資助以來，各個空間主辦的展覽幾乎是每月更新，但無論在主題與藝術家選擇上，往往是各不相干、又欠缺連續性。這種由政策而促成的量化思維，既 令觀者消化不良、亦容易讓沒有做足功課的策展人混水摸魚。於是每隔一段日子，大同小異的主題和藝術家組合便舊酒新瓶重新登場，在理論與實踐上卻是原地踏 步。1a空間在2005年下半年，一氣過推出六個攝影展，未嘗不是個企圖打破疆局的嘗試1。加上近期香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兩個攝影展，和「香港攝影師系列」的出版，但願是香港攝影(或是攝影在香港)的一個小陽春。1a空間七、八月帶來的兩個展覽「出嚟行！七人遊行攝影展」與「集體空間」，前者是土產、後者為國貨，均與「人群」有關，驟眼看來均衝着政治而來。但這邊廂有評論認為「出嚟行！」唔夠喉2；那邊廂「出嚟行」 的場刊贊助人，卻認為題材敏感而選擇在鳴謝欄上以「無名氐」之姿出現。而「集體空間」之所以取道香港，則是為了方便言論自由的方便，中英雙語印製場刊，避 免為國內朋友添繁添亂。兩個表面上極之政治化的展覽，實質是與政治擦肩而過；而政治之所以是政治，正是由於其從來都是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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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中的重複性，代表了我對香港人的看法的一些觀點。其單一、群體性格的特點，形成了奇特的香港生態現象。」(見場刊「朱德華」頁)

面對展覽開出的高姿態(安排在七月的香港展出)，又一山人、與朱德華的態度最為保留的。朱德華的兩幀《遊行》，色彩鮮明迫人的「冷俊」大幅畫面，橫空架在汽車天橋上向着同一方向前進的人群。其中一幀，人群都穿着紅白藍三色衣服，在巨大的廠廈面前走過；另一幅，人群則換上了黑衣，背景是晦暗的海和天─用以諷刺香港人的「羊群心態」。雖然電腦設計圖片是假，而景物的安排也有着超現實的味況，但符號所指涉的真實性，大概是每個曾經身歷2003和2004香港的市民都能讀得出來的「別有用心」。黑衣是2003年市民反對國安法時以腳投票的服裝宣言；而紅白藍，則是被流行文化大量挪用之後，由又一山人帶入殿堂的「香港精神」標記。

同是數碼技術的「設計圖片」，又一山人的《無言》雖然選擇走進人群之中，卻抹去了遊行人仕示威牌上的標語，在人山人海之中留下片片空白。介說文字引用傳播理論，認為作品無聲勝有聲，是沉默大多數的谷底反彈。但更進步(還是退一步？)的解讀，是照片中的遊行隊伍，本來都有明確訴求，坦然地迎接鏡頭，指望透過機械複製技術，能讓自己的訴求大聲一點。小市民其實深明傳播理的道理，也知道鏡頭在表述政治中的威力(鏡頭在那裡，標語、示威就走到那裡)。然而藝術家卻選擇對遊行人仕的訴求進行消音。這雖然可以說是藝術家故意反其道(遊行之道)而 行，以呈現出示威文化的遊戲規則，亦可說是對言論自由被封殺的預習。又一山人從事廣告創作多年，一直希望把自己的攝影創作與其商業創作劃清界線。故此，把 嘈雜的標語抹去，可會是一種「反廣告」的有意無意手癮？他亦曾經表示自己創作的關注點是社會而不是政治，「留白」的去政治化，正好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也許大家記得、也許記不得，政府推銷廿三條期間，政府不是說過「出嚟行」是市民在(七一)假期茶餘飯後無事可為的集體活動嗎？今日重看，朱德華與又一山人藉藝術對「人群」的批判，可會是激情過後，香港人的猶疑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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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節泓策劃的「集體空間」，理論基礎承自塗爾幹(Durkheim) 對「集體」的分析，並從巫鴻借用傅柯理論分析中國公共空間的文化特徵出發。展覽是對自四九年以來，中國「集體空間」的歷史回顧。展覽的歷史敘述由媒界與場景雙線平衡展開，從紀實攝影、影象拼貼、概念攝影、繪畫到攝影裝置(亦由黑白、平表而至彩色、立體)；亦由政治與生產的公共場所(農村、荒野、車間)、逐漸移師到商業與私人空間(城市、起居生活空間與虛擬世界)，看來讀來，滿有物換星移的味況。無用置疑，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結構嚴謹、規模上洽到好處的展覽。

在8月14日 兩個展覽的聯合座談會上，姜節泓他提起一件往事：八九年六四，當時還只是高中生的他，跟大伙兒插隊在大學生的示威隊午中一起走到外灘。大家原沒有打算走那 麼遠、那麼久，同學中間有人餓了、累了，想要回家─才發覺擠在人群之中，已經不能回去。姜節泓以這一段個人經歷，豐富了文中所講及的「集體沸騰」，認為往 往由於在集體之中只有一個真理，是一種危險的狀況。這無論是在大躍進的移山填海、在文革的批抖當中、還是在六四學運中亦然。而文中把政治悲劇還原為國民性 的悲劇，讀來其實頗有把政治敏感題材去政治化的味況。策展人的夫子自道(姜節泓還提及他親友口中聽得年初反日浪潮裡遊行隊伍中的種種)，正好補足了展品在這兩個重要歷史時刻的空白，反而強化了展覽的政治敏感性。

與 修讀藝術史的姜節泓談，發覺他原來並 未有意把這個展覽作為一次有關「集體空間」的視覺文化探索。而筆者認為「集體空間」作為一個藝術展覽，其實只差一步，便能變成對「集體空間之中國特色」的 視覺文化探討，並就「國民性」提出更加深刻的批判。而有關「中國特色」的視覺文化，我想不能不提的是周蕾在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裡對魯迅「棄醫從文」自述的重新解讀。故此，本文將大膽為展覽來個狗尾續貂，大膽引伸。

Retelling Lu Xun’s story as a story about modernist shock is, among other things, a good way of showing how“self-consciousness” is produced in the postcolonial“third world.”This self-consciousness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position of being a spectator. To put it simply, Lu Xun discovers what it means to “be Chinese”in the modern world by watching film”. Because it is rounded in an apprehension of the aggressiveness of the technological medium of visuality, self-consciousness henceforth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a certain violence that splits the self, in the very moment it becomes “conscious” onto seeing and the seen.“Being Chinese” would henceforth carry in it the imagistic memory- the memorable image- of this violence. National self-consciousness is thus not only a matter of watching“China”being represented on the screen; it is, more precisely, watching oneself- as a film, as a spectacle, as something always already watched. 3

周蕾分析魯迅看見影片裡的中國人對受刑的國人袖手旁觀、麻本不仁的表情，並被影像媒界的暴力感所震攝，因而體現到「作為中國人」(be Chinese)在視覺上的雙重性─自己看見了、亦看見自己被看見了。周蕾細心再讀魯迅這段「棄醫從文」逸事的心理結構，並不是為了重彈「中國人特別缺乏個體性」之類的國民性批判，而是要指出知識份子立足在現代性上，對國民性的批判並自我意識，正好現代性與視覺性的內在扣連而成為可能/見。換句話說，「中國特色」之所以能夠被看見-對象化，端賴於觀影的物質基礎─科技化視覺性(technologized visuality)。

固有的藝術史傳統，容易把圖像的分析囿於對社會現實的單向反映論，而忽視了影像產生與流傳的物質條件與社會基礎。如果我們不能把圖像的產生與消費視為一個循環的整體，把影像視為對現實的反影，並對現實的理解與想像的物質化呈現，便只能讀出這些影像之於歷史的偶然(作者的擇選性與題材的隨機性)，而未能指出為何事物得在影像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的必然性。所以展覽場刊雖然引用了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的照片，而展覽也展出了王世龍在大躍進期間的新聞攝影，卻仍然未能觸及「集體」構成之視覺性根源。故此，我在這裡嘗試借用周蕾的說法，再讀「集體空間」的可能性：

1. 個人集合成群體，個人對處身在這個群體之中，本來並不自覺，亦無從想望。
2. 「集體空間」是科技化的視覺呈現，把抽象的集體化成可見的對象；而這個對象並不是他人，而是我們(中國人)。
3. 因此個人榮侮之可以在「集體空間」成為可見與可能，亦有賴於科技化的視覺性(攝影與印刷傳播)。
4. 社會主義所崇尚的集體主義之所以能夠上昇到道德層面，並成為社會規訓，因之才有這樣龐大的力量。

筆 者認為，只有正視科技視覺性，才能釋 放這批作品囿於現有論述框架下，更為尖刻的批判力量。像王世龍在大躍進至民革期間的幾幀作品，亦只有還原到「新聞攝影」的大眾媒介物質基礎，才能讀出其以 視覺呈現來光榮化集體勞動所曾經發揮的關鍵作用。而王彤的「文革遺景」與邵逸農和慕辰的「大禮堂」，除了是集體沸騰年代的歷史遺跡，亦是今日對理想主義的緬懷，並藝術市場懷舊熱的消費物。而原來不被想望成集體空間的「公共浴室」，亦因為科技化的視覺性(可用塑料袋子挾帶入浴的照相機)，才踰越了私人與公共空間的疆界而變成擺在眼前(藝術展場)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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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想，這裡對這兩個展覽的再閱讀，也許 已超出了策展人本來想要探討的範圍。但我之所以在這裡反複論證，正是想說明兩個表面上非常政治化的展覽，如何實質上與政治擦肩而過。藝術與展覽是否在政治 的議題上別開生天，並不只取決於題材的內容，而更在於展覽作為對當下時空的的一種回應，能否對自身的處境有所自覺。我不能不在此續繼畫蛇添足的是，公共浴 室令個人的身體變成無可遁形的社會監控對象，無疑是集體空間傳統的伸延。姜節泓認為莊輝放下了知識份子的身段，以「一個底層勞動者……的平視角度『關注普 通人的生活和現狀』」。但弔詭的是藝術家以藝術之名進行偷拍，並未能自我檢視「拿相機的人」所把握的權力，助紂為虐續繼侵奪這些底層勞動者的私人空間；而 策展人亦未有留心「展示影像的人」的權力而成為共犯。作為看影像和被置身於影像裡的人，在魯迅的例子裡，是出於一種個人的偶然(魯迅並不在影片裡的旁觀者之列)，而在姜節泓的例子裡，則是策展人的主動選擇(六四學運集體空間的缺席)。如果我們要藉覽展分析中國人、以至香港人的「集體空間」，並在轉變的年代裡重新解讀公共與私密之間、政治與個人之間的關係。那麼，比起批判「中國特色」的集體性格與羊群心理，知識份子的那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國民性」，也許亦應一併加以批判柝解。

政治之所以是政治，正是由於其從來都是身不由己，並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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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上述兩個展覽均有出版場刊，詳情可向1a空間查詢。

有關「出嚟行！」之評論，可參拙文：「(無人)出嚟行！」，刊獨立媒體

有關魯迅「棄醫從文」與視覺性的進一步探討，可參張歷君：「時間的政治─論魯迅雜文中的『技術化觀視』及其『教導資態』」，載羅崗、願錚編：《視覺文化讀本》，廣西師範出版社，2003年，頁27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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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嚴格來說，文中所述的「集體空間」因為包括了繪畫及裝置作品，並不單純是一個攝影展。

2見聞雪姬於2005年8月8、10及15日刊於《信報》文化版之評論；及劉建華：「blank banality，無言藝術的政治症候」(未曾出版)。

3Rey Chow, “’One Newsreel Helped to Chang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 Old Tale Retold” in,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

色迷心竅二@假音人

呢幾日城裡城外(即包括離島區)既人氣人物係假音人陳浩峰。陳浩峰不是吳彥祖，沒有以靚行兇，而看的大底也不會給這個「小妖精」(茹國烈-小西語)色迷心竅。不果套用有耳非文的話，「佢眼又大過林一峰、高又高過林一峰，無理由唔紅！」在眾姊妹個個尖叫拋手巾(我都有份！)之後，我亦相信兩周以來，假音人在藝術中心的「k唱會」搞成萬人迷，是以其「真音樂」吐氣揚眉！有9月9號晚的一名男觀眾話佢一上台，就連明哥也給比下去！開場一首「浮誇」，高低跌宕比陳奕浮誇十倍。而八字頭的小歌迷則話佢堪足八十年代David Bowie(但八未字頭小妹緣何令教過新浪漫就不得要知)……總之一句講晒，陳浩峰歌藝出色，所以值得比一眾流行歌手更紅！

我自認今次是買靚好位(E11)睇真人show而且「印」足全場並且第一個起身，但我同時也意識到自己雖然體溫高漲但其實情緒平伏。旁邊的好姊妹每見Cedric 擠眉弄眼口挈挈兩頰抽促，便擠腹人笑。我認為假音人/陳浩峰之值得欣賞並不在其歌藝超群，而是整個製作把流行曲如何假戲真做，反轉豬肚的橫放在你面前，達至到一種戲謔效果─可以說，自有了陳浩峰的現青筋真功夫演繹之後，所有情歌冧歌均可休矣！

有無咁犀利？這話得從頭說起。

在Canto-pop 與Band壇之間兵行險着

「鹿鳴春」/「假音人」在本地band壇一直反其道而行─或許至少是我記憶所及的九十年代初，香港band壇着重原創，由heavy metal到 gothic 到grunge。買票入場聽band show只能聽到一大堆百辭莫辯的英文唱詞，總之是誓要與Canto-pop劃清界線，那怕是流露出一絲的本地氣息。而「假音人」在band壇卻反其道而行，大唱廣東歌，曲式簡單，食正通俗ABAB曲式，聽得人瑯瑯上口郁身郁勢。例如「什麼是青春」，還以為回到了澤田研二的八十年代！而其演繹canto-pop的陰陽怪氣，既為主流之不容、亦犯band壇反動之大忌。幸而是隊band實在玩得好，加上了陳浩峰的個人魅力，竟然能夠在兩面唔討好之中站穏了腳。這種有意無意，其實比起跟着Navanni 亦步亦趨更有獨創精神！

自從有了電腦錄音技術之後，一眾五音不全的港星，全靠聲音複製技術，才能掩人取目。港式錄音，追求完美─而所謂完美，則是去除歌唱的現場感(例如喘息聲、換氣等「雜音」)，苦心經營出各種悅耳效果。於是機械做的手腳，加上經理人與公司的苦心經營之，由服裝、髮型到性格、生活、友儕圈子的符號堆砌，以歌手之名道成肉身(當然一旦上台，真音畢露，便五音全消)，偶像的方程式，是要透過媒體的掩眼法以假亂真。

情歌至此可休矣！

如 果大家回家翻聽約 一年前出版的「假音人」同名大碟，實在不難發現陳浩峰唱腔的明顯改變。從有意無意的「雞仔聲」與「唔去到盡」，到完完全全豁出去「唱到把聲開哂」。這種改 變，我認為不只是技巧上的成熟而已。陳浩峰自「東宮西宮」之後進一步踩在藝術與娛樂之間，瞬間成為「非劇場觀眾的劇場新偶像」，在中產讀階級以至高官(座上客便包括曾俊華)之間竄紅。諷刺劇以最外露誇張的演技令時事變成荒謬，二十多場的磨練，Cedric對掌握觀眾情緒與演出節奏更加得心應手。現在同一個舞台(也同樣是由胡恩威作幕後黑手)，換成了音樂會，Cedric把這種演出策略變本加厲。由出場的一身彊師斗篷內裡襯蘇格蘭裙、到中段的格仔西裝和尾場的全白半披禮服，翻炒的全是樂壇經典。陳浩峰以真材實料唱出的完美效果(「低音淳、高音假」)， 正是流行歌手和技術人員孜孜以求的超班水平。但縱觀整個演出，醉翁之意絕對不只是叫你以為張國榮翻生、梅艷芳還魂。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技巧配上「類型老 翻」、高度浮誇的戲劇化表情動作，萬梓良式的抽筋表情，把不同情境、情緒的情歌作劃一化處理─唔理你是「再坐一會」的怨婦哀歌、「萬水千山總是情」的兩情 雙悅、「夜機」的欲斷難斷、「為你鍾情」的一生一世、「相思河伴」的闊佬懶理、「情人樹」的以景寫情─其結局都是一樣在眼眨眨、牙仰仰「勁好聽」之間一畢 鉤銷！陳浩峰唱情歌雖說是萬二分的動聽，但卻很難會有如癡如醉的動人效果。如果說明哥大義凜然演繹「容易受傷的女人」之後猶帶幾分癡的話，在陳浩峰唱罷 「為你鍾情」之後，全部情歌均成廢話，全可休矣！

這次「k唱會」不論原唱者性別專挑異性戀冧歌而─熟識Cedric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性取向，是一早免卻了流行曲觀眾對偶像的無限暇想。其實，這種策略，在「假音人」英文名稱訂為「Gayamyan」之粵語譯音而不取明門正派的「falsetto」已見端倪。假音人要挑戰的可止是高八度假音！ 對男歌手而然，高音夠假之後「咁又點呢？」除了冧女之外還不是冧女？如果要拋一下書包，「假音人」模仿大量的偶像符號、顛倒流行文化的性別秩序、搗亂獨立與主流的正常區格……等等的兵行險着，正是simulacra 對reality的cancel out。大家要是有留意背景，那幅吊掛在台中的巨大Magritte作品「Ceci n’est pas une pipe」 (這不是一枝煙斗)，正是點題；而投映在畢家索作品上那對萬劫不復地在人群之中擁吻的男女，正是情歌在高度工業化之後的死狀。

*歌名容或有誤，萬望讀者指正。另因為我是守法市民，無照片提供。有關當局見字唔該send張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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